据不完全统计，5月中旬以来，包括浙江在内，已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这也标志着，继两年前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组建，我国疾控机构改革开始加速。

　　疾控局的成立，传递了哪些信号？在人们过往印象里，疾控部门似乎“存在感不高”，疫情过后，我们该如何思考它在公共卫生系统中的角色？从机构改革的新起点出发，拥有更强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疾控机构将面临哪些新课题？这些问题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

　　把“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因为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各级疾控中心作为监测预警的前哨、疫情防控的主力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实际上，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已运行了近70年。1953年，我省设立省级卫生防疫站，上世纪50年代各地陆续成立的防疫站就是疾控中心的前身。

　　“随着时代变迁，过去的防控体系已无法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公共卫生安全形势。病毒持续变异，防控也需升级。”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谭晓东告诉记者，人类仍然面临新发传染病的威胁，我们此前更多在讨论传染病如何“控制”，希望新机构成立后，更多地从预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把“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2020年全国两会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府参事谢双成曾提出《设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管理局，加快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提案。

　　“改变重医疗轻疾控的现状，把预防工作做在前头。”谢双成在提案中建议，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任务来抓。在体制上，把疾控列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系列，参照目前中医药管理局构架设置，设立疾病预防控制局，使之成为主管疾病预防控制的独立的、权威的行政管理机构。如今，谢双成的提案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意识到，防控到位是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谭晓东说，“现在大家对疫情的讨论少了，但是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会一直存在，各地疾控局的成立也是一种唤醒，传递出一个信号，国家将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性提升至新的高度，它不仅限于医疗领域，而是国家公共安全的一部分。”

　　铺开一张疾控大网

　　目前，多个省级疾控局关于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还未正式发布，但从国家疾控局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下称“《规定》”）中可见一斑。

　　《规定》显示，国家疾控局承担制订传染病防控及公共卫生监督的政策，指导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规划指导疫情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指导疾控科研体系建设，公共卫生监督管理、传染病防治监督等五大职能。

　　我们看到，监督和决策两方面的职能得到突出强化，运用科学的研判做出决策、对一些行政部门进行监督，尽可能避免误判的发生。

　　另一方面，从国家疾控局领导成员看，曾驰援湖北的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出任局长，原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常继乐，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中日医院原院长孙阳出任副局长。“一正三副”均有医学背景以及防疫经验。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在专业的事上，专业的人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与决策权，意味着疾控领域长期存在的技术与行政分离状况将发生改变。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保障科学决策的同时，保障效率同样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疾病出现苗头或可能有传染扩大的趋势时，要有人率先拉响警笛，这样的预警能力，此前疾控体系有所欠缺，主要和机构设置有关。

　　“疾病防控是一个全链条的过程，疾控局的成立有助于进一步理顺职能。”谭晓东说，这种理顺不仅发生在本部门内部，疾控对相关部门的协调能力提升后，疫情监测和上报流程也会有优化。

　　从国家再到省、市、县级疾控局的设立，一张高密度的疾控大网正在全面铺开。

　　继2021年5月国家疾控局成立后，各省也开始组建地方疾控局，市、县级别的改革紧随其后。以浙江为例，除了省疾控局为省卫健委管理的副厅级政府机构外，杭州市、温州市、绍兴市等市级疾控局也已亮相。

　　“省市级疾控局成立，可以强化各级政府的公共卫生预警职能。”马亮认为，不同层级疾控局的功能定位要扭转“职责同构”和“上下一般粗”的体制问题，负责相对不同的职责，并有相对不同的机构设置。市县疾控局应更多侧重发现和上报问题，而国家和省级疾控局则重在研究和决策，形成错位发展。

　　成立后的关键课题

　　今年4月，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沈洪兵来到杭州，参加2023年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他在发言中表示，今年是疾控体系改革非常重要的一年，要将省一级和市县一级疾控体系的机构改革做到位。

　　挂牌成立疾控局，仅仅是疾控体系改革的开始。下一步，站在新起点上的疾控局仍需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强弱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国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疾控中心3376个，专业技术人员15.8万人，各类卫生应急队伍1.55万支、超过20万人，初步满足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需要。然而疾控体系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其核心问题在于人才、编制、经费。

　　目前，疾控人才“增量不足、存量流失”问题较为严重。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公共卫生类别执业医师数量从13.1万下降到11.8万。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各级疾控系统都有人才流失且招不到合适人员的情况，和同为五年制医学临床医学毕业生相比，预防医学人才在薪资待遇、职业发展方面都有较大差距。

　　几位专家表示，新机构成立后，必须充分考量长效机制——在软件、硬件上形成长效的投入机制，加强疾控部门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合作，参照同级医疗机构的薪资水平，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高效、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马亮也提到，改革之后的“大疾控”体系下，如何实现疾病防控的全国一盘棋，是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机构后的重要命题。为真正解决“有预警无预报、有知觉无行动、有行动无协调”问题，疾控机构的改革步伐还在继续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