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即宋代学术，一般指儒学，并以程朱理学为结晶。宋世文艺、科技、经济之盛，独擅于古；理学之盛，力抟东亚儒圈。论者以为中华古典文化造极于宋。未来宋学价值在我国和世界都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宋学史的框架，主要由《宋史·道学传》和《宋元学案》两部古籍搭建起来。20世纪的反传统思潮中，宋学背负“糟粕”之名，传习者几近断绝。上半叶有吕思勉、冯友兰，下半叶有钱穆、牟宗三，开辟了现代学人或从史学背景或从哲学背景对理学“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路径，各有著述。然应和者寡。直到上世纪末以来国家愈发稳定强盛，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缓缓归来，谈宋学、品宋韵才成为名正言顺的事情，爱好者倍增。

　　近四十年是我国学术的稳定发展期。时至今日，第一代研究者仍然活跃。在朱子学领域，张立文、蒙培元、陈来在上世纪80年代的书是开山之作，现在年轻学者研究朱学，很少参考更早的东西。时间虽短，成绩显著。大者有二：一是基本完成了宋学向现代哲学话语的转换和体系建构；二是基本整理出宋学人物、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但也是时间短的缘故，宋学开发远远不够。已有的研究，更新了人们的认知——原来宋学这么厉害；同时固化了这种认知——原来宋学不过如此。

　　近几年，大众层面热衷宋朝风雅，浙江省提倡宋韵文化也反响不凡，都提示我们思考：宋代儒学也在受欢迎之列吗？它能否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目前宋文化中最受大众和文、教、旅部门欢迎的，是其文艺品位和经济气息。张子、程子、朱子、吕子、陆子，诸子影响力，加起来比不过一个苏东坡。为什么？其欠缺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缺少与丰富的世界、生动的当下发生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过湖南的岳麓书院、福建的武夷精舍，都是宋学要地。宋学本是宋文化中最深沉的部分，诚然不必太热闹，让群众像围观开封的“清明上河图”景区、杭州的“宋城千古情”表演一样来围观程朱语录，到底不现实，然而对宋学的学术研究和文化讨论确须拓展，而且甚为迫切。既有的哲学、史学进路之外，以下提供三条新思路。

　　经学的思路。经学是宋学本有的属性，只是长期以来在与汉学的对立中被忽略了。宋代几乎每个理学家都治经，宋代经学是六经诠释学的一环，只不过创造性比较强。标志性的程朱四书之学，也是经学产物。宋代的义理型经学被逐出经学，与宋代的说理型诗歌被逐出诗歌，是同等奇怪的事情，是现代人的学科偏见使然。好现象是，近年来整个儒学研究都在引入越来越多的经学视角。

　　哲学进路的宋学研究，赋予宋学的荣耀地位，是宋学把先秦儒学提到了真正的哲学高度——主要是形而上学的高度——从而能够与西方哲学等异质的思想体系进行顺畅对话。宋学由此迎来春天，中国哲学史类文献里所占版面独多。然而从世界范围看，哲学—形而上学自身一直在走下坡路，地盘日渐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侵蚀。这个时代，还怯怯地自疑“中国有哲学吗”“中国哲学是哲学吗”已经有点可笑，那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从经学打开宋学，便有利于把宋学从“哲学危机”中拯救出来。更重要的，“经学”包罗万象，是儒学的传统学术形态，在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事情上，它是直接的；“哲学”则是被他者定义的学术，是间接的。换言之，以宋学标记和发展中学的哲学向度，不如以宋学标记和发展经学的义理向度。

　　科学的思路。宋学之于科学，有其内在逻辑：宗旨上是格物致知，方法上是即物穷理、学问思辨，需求上是经世成务。宋学之所以成为儒林一股新风，在于从唐代的辞章、训诂两大窠臼中解放出来。这个解放，既有抽象思维的解放，通向哲学；也一定有普通知识的解放，通向科学。宋人的知识创造的广度和高度是前所未有的，但被后世遗忘了，比如宋代数学在明代便已湮没无闻。不博学不足以尽宋学全貌。现代研究者知识结构单一，只发掘自己擅长的一块，如何能体会朱子等人那种穷究天地人三才，一理到万殊都不放过的气概？今人或以理学纯为道德之学，与科学无关，如阳明学，须是“坎陷”良知方能生发科学。观宋学，何必如此周折？

　　宋学原本是整全的，整全的意义在于对世间问题一一皆有回答，是具体而微的回答，而非以一教条应万事。不少人满足于用“天人合一”四字去概括中国精神，满是高级感，实际上空洞，对当代无论道德建设还是科学意识建设都只能隔靴搔痒。天人先要分，分得不够，不要谈合。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只说“内圣外王”。为何不去好好地分别它们，更平易地理解它们？如格物致知是物理，诚意正心是心理，修身是健康，齐家治国是管理，平天下是外交。又如从周子、邵子的太极说，能看到宇宙科学；从朱子的鬼神魂魄观，能看到生命科学；从孟子的夜气说，能看到神经系统的睡眠修复。诸如此类，便是要尽量呈现为可理解的、经验的、实证的东西，迎合古人求理之心。宋学辟佛道，本为黜虚就实，今人概念化宋学，是引实入虚，不免乖谬。

　　平民的思路。经学思路为宋学提供民族性，科学思路为宋学提供现代性，二者使宋学（理学）更能够对现代中国作出响应。学术的民族性主要是国家的事情，科学性主要是精英的事情，那么对普罗大众的事情，宋学能有何等响应？一般情况下，这时候该讨论儒学与民主的关系了。但这里要说的是儒学的平民性。窃以为，平民性是现代性关键一维。平民性加上科学性，使儒学具有完全的现代性。

　　孔孟论君子以德不以位，已开启儒家的平民通道。汉唐贵族社会中断之，至宋代方重启，儒学全面下沉。其表现在朱子学中俯拾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朱子家礼》带来儒家冠婚丧祭之礼的庶民化。《诗经·关雎》，汉唐儒释为“后妃之德”，只适用于天子公卿诸侯之家；朱子改释为“夫妇之正”，遂适用于天下之匹夫匹妇。诸如此类，汉唐经学以六经为上层的史事，宋代经学以六经为通行的义例，普及大众。这种平民化倾向，是理学在后世可长期作为中华意识形态的根本条件，当时得以与道教、佛教在民间抗衡，具备了普世性质。

　　以上三种思路，分别引发经学的宋学、科学的宋学和平民的宋学，将使宋学最大限度地响应和融入丰富而生动的当下中国。如果三者得到充分展现，会有更多人跟我一样，相信宋代是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二个轴心期。

　　【作者单位：浙大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