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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3版:要闻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毒学家毛江森告别会昨在杭举行——

甲肝克星,你的故事我们永远记得

  5月23日一早,杭州殡仪馆追远厅,送别的队伍延伸到了大厅外的台阶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手持白花、缓缓向前,庄重地告别一位老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毒学家、原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现杭州医学院)院长、研究员毛江森,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5月18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

  毛江森,1934年1月15日出生,浙江江山人。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57年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从事研究工作,1978年调至原省医学科学院工作。曾任原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他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甲肝减毒活疫苗,由此被称为“甲肝克星”;他亲历的甲肝减毒活疫苗的研制和产业化也成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典型。

  永别之际,让我们再一次倾听毛江森的故事,铭记“甲肝克星”。

  举世闻名,背后是脚踏实地

  毛江森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成功研制了甲肝减毒活疫苗,给我国亿万患者和家庭带去希望。不过,在他的同事和亲朋眼里,这支疫苗背后更透着一位科研工作者脚踏实地的劲头。

  “第一次跟毛医师接触,我能感觉到他有着不一般的视野。”原省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陈念良告诉记者。

  1978年,刚毕业分配的陈念良,遇到正式调回浙江工作的毛江森。那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角给全国的科研工作者巨大鼓舞。毛江森回到浙江时,学界一些科研人员将重点放在“老慢支”等疾病治疗的老课题、或肿瘤病毒等国际热门课题,他却把眼光望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他要挑战的,是人人谈之色变的甲肝。

  这一念头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来自毛江森实实在在的调研和思考。当时杭州城郊等地甲肝病毒肆虐,不少百姓深受困扰。陈念良说,尽管已经是一位在病毒学研究领域耕耘了20多年的学者,但毛江森坚持:帮助百姓解除疾苦才是病毒学研究人员应该干的事。

  更让人们没想到的是,这位从首都回来的学者并没有急着走进实验室,而是马不停蹄地带着年轻的研究人员四处调研。

  陈念良印象非常深刻,研究甲肝需要患者的粪便样本,毛江森就带着他们挨家挨户收集并带回实验室,几乎天天早出晚归。作为一名刚从卫校毕业的女生,陈念良时常会被村民投以不解的目光。但毛江森告诉她,收集标本是研究的开始,马虎不得。

  大半年的时间里,毛江森带着助手们频繁往返传染病医院、防疫站,以及杭州、绍兴等地的郊区。一趟趟下来,采集的粪便样本塞满了两个低温大冰箱。

  “他的科研思维细致、严谨,让我们受益匪浅。”陈念良回忆道,他会先想清楚方法再着手研究,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毫不含糊。

  “当时还只有单休,可就是每周这宝贵的一天,他也从不休息,一心一意‘泡’在实验室里。”陈念良说,毛江森牺牲了大量的个人时间,直到分离出甲型肝炎病毒,建立了动物模型,证明甲肝有隐性感染现象,并且发现了病毒在细胞质网中的增殖现象。

  1988年春天,上海爆发甲型肝炎大流行。也正是在这一年,毛江森和他的研究团队成功地培育出甲肝减毒活疫苗毒种(H2减毒株)。3年后,甲肝减毒活疫苗经临床试验证明安全有效,获得卫生部的批准开始大规模生产和推广。

  有人觉得十多年的研究历程有些慢,但原省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吕杭军理解这种慢。“在研究上,他是有些挑剔的人,甚至有些纠结。”吕杭军说,毛江森从不随意推断,也不妄下结论,每一点结论都需要真实的数据支撑。

  这种思维习惯和精神劲头,保持到毛江森退休之后。他一直担任《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的主编,2020年前都亲自审阅稿件。“有时他对投稿的学术文章有疑惑,就会从宿舍步行到单位,仔细询问数据是否有来源,是否有科学依据。”吕杭军说。

  毛江森对科研工作的这股踏实劲,像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回到那令人心潮澎湃的1978年,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欢呼:科学的春天来了。而这也是毛江森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陈念良说:“他时常感慨,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要珍惜它。他对科研工作的全身心投入,深深影响了我。”

  潜心学术,从不惧突破自我

  不了解毛江森的人会以为,作为一位院士,他多半潜心研究、不善言辞,是象牙塔里的人。殊不知,他也是一位改革的“弄潮儿”,一位产学研转化的探索者,一位行走在经济社会发展前沿的科学家。

  “他非常善于突破自我,突破不利条件的限制。”陈念良记得,毛江森刚刚回到浙江时,原省医学科学院的基础设施比较简陋,他常常二话不说,自己动手做些小工具。

  这种突破,也体现在他那过人的沟通协调能力上。他的同事和助手们记得,在进村入户调查的时候,在挨家挨户收集患者粪便样本的路上,大家都对他的“接地气”感到惊讶和敬佩;在甲肝疫苗研究开启之初,原省医学科学院的条件不足够支撑起相关研究工作,他想到了“跨省借仪器”,和助手千里迢迢赶到河北医学院,借用那里的电镜室,观察到了被分离出的甲肝病毒图像……

  毫无疑问,毛江森的突破自我和潜心学术并不矛盾,都是为了不断前行,攀登科学高峰。

  “只要是与科研有关的事,不管是资金、设备还是项目,他都会尽力争取。”陈念良说。

  毛江森还是浙江科技体制不断焕发活力的见证者、亲历者。

  1998年,浙江率先在全国出台了《浙江省鼓励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若干规定》,鼓励技术要素以多种形式参与收益分配,激发了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热情,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000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浙江普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毛江森以甲肝疫苗研究成果技术入股,同时将部分股份由原省医学科学院部分技术人员共同持股。甲肝减毒活疫苗的研制和产业化也成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典型。

  生活朴素,对别人却很慷慨

  毛江森给人的印象有些割裂——身为普康公司的股东,他的个人生活极为朴素;但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他的慷慨、果断令人感佩。

  陈念良的记忆里,毛江森对衣着用品等并不讲究,即便成为院士之后,身上的毛衣也经常有一两个破洞,手上拎着的电脑包也稍显破旧,有人劝他换新的。他总是说“算了”。

  可他也有极为讲究的时候。他的家人记得,退休之后,每每有客人来访,他总是提前换上一身笔挺的西装,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上门的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基层人员,他都这么准备,一丝不苟地接待每一位客人。”吕杭军说。

  告别会结束后,衢州市卫健委副主任方春福回想起第一次与毛江森见面的情景,不禁潸然。2012年,时任衢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的他与市领导一行到毛江森家里拜访,恳请他回乡建立院士工作站,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

  “原以为毛院士成就卓越,没空理会这些小事,但见了面就感受到他的谦逊、和蔼,对家乡更是有着深厚的情感。”方春福说。当时上门邀请毛江森去设立工作站的地方不少,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他都一一婉拒了,但在家乡衢州设站,令他心动。毛江森随即提出,院士工作站不能只是挂块牌子,要实实在在给当地的科研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效益。一年之后,在毛江森和原省医学科学院的支持下,毛江森院士衢州工作站正式设立。

  令方春福等人感动的是,工作站正式设立那天,79岁高龄的毛江森专程前来讲课,主题是年轻专业人员应当用什么精神和态度对待科研事业。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还联系原省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到衢州市疾控中心开展检验检测能力培训,组织学术讲座……在此期间,他不仅坚持不收家乡的一分报酬,还自掏腰包向院士工作站捐款10万元,以激励青年科技人员。

  “他对家乡怀着最深的爱。”在毛江森的老家江山市清湖街道,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清湖小学退休教师周光星眼泛泪光。1997年下半年,周光星调入清湖街道贺仓村维书小学担任校长。他到任时,发现学生的课桌破损了不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江森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伸出援手改善一下家乡学生的学习条件。

  令周光星没想到的是,不到一周时间,他就收到了毛院士的亲笔回信,答应捐赠100套新课桌和全校8名教师的办公桌,并派人专程从杭州赶到学校,协助解决这一难题。后来,得知学校需要帮助,毛江森又捐了10万元。

  毛江森院士慷慨助人的故事还有许多。他曾这样说道:“我是农民出身,一路上受到很多人的帮助。”这颗感恩之心,一直促使他慷慨地回馈社会、回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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