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最早瓷器制品，青瓷肇始于夏商之际的浙江。2019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之“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课题立项，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位馆员谢西营、张馨月从浩如烟海的考古和研究成果中爬梳剔抉、访古纳新。

　　现如今，中国首部通史类浙江古代青瓷专著《浙江古代青瓷》已静置案头。轻轻翻阅，那纸页之间流淌的沙沙声是千年青瓷叩响文明的大门。

　　浙江古代陶瓷在中国和世界陶瓷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特别是青瓷生产经历整整三千余年的赓续，几乎贯穿有文字记载的整个中国古代史。

　　三千余年前，湖州东苕溪流域的先民们以较纯的瓷石质黏土为原料，在超过1100℃的窑火中成功烧制出釉色呈青的原始瓷，也就是原始青瓷。

　　春秋末至战国早中期，原始青瓷的生产也伴随着越国国力日益强盛而达到巅峰，器形规整匀称、通体施釉、厚薄均匀。这时的原始青瓷已经与当前普遍认知的瓷器从形制上相差无几了。

　　随后，在东汉中晚期的浙东地区，主要胎釉特征符合现代标准的成熟瓷器诞生了。与此同时，一个将在往后引领全国乃至世界潮流千年的青瓷系统开始逐渐形成——越窑登上历史舞台。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笔下秘色瓷的神姿。南宋初赵德麟《侯鲭录》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秘色瓷这个谜团长期未能解开。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了13件制作精美的唐代青瓷，同时出土的衣物帐碑明确称之为“瓷秘色”，人们才恍然大悟，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中的极品。

　　如果说汉六朝至北宋的浙江青瓷，以越窑为代表的话，那么南宋到明清，则是龙泉窑独步天下的时期。这时，“粉青”“梅子青”后来居上，特别是“粉青”逐渐取代“秘色”，成为上品瓷器的代名词。同时，浙江古代青瓷生产不仅满足国内强劲需求，还远销海外。

　　在16世纪的法国，第一次见到龙泉青瓷的法国人难以用词汇描述其盈润如玉的质感，便用当时流行的戏剧《牧羊女》中主人公塞拉同的华美青色演出服来比拟。塞拉同，至此也成为了青瓷在海外的“昵称”。

　　在失去宫廷青睐后，盛极一时的浙江青瓷，在明代中期以后一度逐渐式微。纵观浙江古代青瓷的发展脉络，有耀眼的巅峰，有困顿的低谷，好在绵延千年从未中断。

　　事实上，要将浙江古代青瓷的千年故事理顺脉络、娓娓道来并非易事。如何开始起笔呢？在将近一整年的反复酝酿中，作者们终于确定了整部专著的结构框架和行文逻辑：以浙江古代青瓷发展历史为主线，划分出滥觞期、成长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等五大历史时期；以官民两系中的“官”为辅线，还原贡瓷、官窑和哥窑的演化历程；以产品输出和工艺传播为次辅线，介绍青瓷流布与技术辐射的范围。

　　“万事开头难，最难的是要排除干扰、专注写作。”郑建华表示在完成公务之余还要兼顾写作进度往往让人力不从心。为此他只能给自己“立规矩”，在节假日期间快马加鞭，全身心投入。

　　三位作者将考古资料作为基础，以窑址考古材料为主，辅助文献史料，充当《浙江古代青瓷》的丰厚血肉。同时，他们还分析借鉴了陶瓷科技考古成果，在追求论证的逻辑性的同时，也保证结论的严谨性。

　　资料显示，以南宋为节点，浙江青瓷有了釉层变厚的趋势，同一时期出土的青瓷中还出现了仿青铜礼器的器形和非传统的装饰风格。转变从何而来？叶喆民曾在《中国陶瓷史》中提出，汝窑青瓷与越窑有密切关系。

　　对于郑建华而言，仅仅参考相关研究的文字和图片材料远远不够。他先后两次前往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三次到访汝州张公巷窑址，从考古实物入手，在与当地学者的一次次交流中抽丝剥茧，力求廓清整个脉络，确保其准确性。

　　国人爱玉，并赋予其祥瑞和美好的象征意义，更将其喻为德行，视为审美。最初将人文精神和审美态度加之于青瓷的，正是古代文人阶层。作为古时精品瓷器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他们长期的文化熏陶、人生体悟和诗歌情怀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影响着瓷器生产。

　　郑建华告诉记者，在唐朝中晚期大量讴歌越窑青瓷的诗文出现，它们大多从饮茶方式和饮茶器具的角度来追捧越窑青瓷。

　　崇尚茶文化的文人生活，也在同时期催生出日渐丰富的越窑茶具器型。上世纪七十年代，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就出土了一件茶盏似五瓣荷花绽放、盏托似荷叶边缘微卷的“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除了相映成趣的茶盏托，还有制作精巧的茶匙。

　　在明朝中后期逐渐衰落的龙泉窑在新中国得以新生。1957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青瓷生产。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已有2万余人从事龙泉青瓷行业，其中有5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47位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

　　青瓷，也早已成为当下浙江青年生活的一部分。新旧之交，在书架上细数生肖，取下瓷虎换上瓷兔；闲暇时分，与两三好友围炉煮茶，手持青瓷杯品尝醇香味……古今交错中，窑火不灭、青瓷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