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美国政府“信用卡”剩余额度的谈判，又要举行了。

　　美国总统拜登于近日表示，白宫和国会领导人之间的第二轮债务上限谈判可能定于本周举行，这是继5月10日双方首次接触未能打破僵局后，本月内就债务问题开展的第二次会晤。

　　尽管这位民主党籍的总统近日在特拉华州的雷霍博斯海滩对记者表示“我对此仍然很乐观”，但在党争愈发严峻的当下，美国面临的债务问题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恐怕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马上违约了，还是谈不拢

　　美国的债务问题有多严重？

　　早在今年1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就已经达到了31.4万亿美元，这也是美国法定的债务上限。

　　所谓债务上限，指的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支付义务而借债的最高额度。通俗地讲，债务上限就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卡”额度。

　　现在，这张“信用卡”的额度已经刷光了，除非国会同意提高债务上限，否则白宫便无权继续举债。不仅如此，由于政府庞大的日常支出还在，一旦没钱了，美国政府马上便会面临破产。

　　不仅如此，按照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短期违约将导致近5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失业率上升0.3个百分点。若违约持续一整个财政季度，则将使股市暴跌45%，GDP下降6.1%，并有可能导致全美830万人失业。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美国债务违约最早可能会于6月1日发生。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为何如此严峻的债务谈判至今仍未有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认为，债务上限问题已“成为了一场政治博弈和作秀”。

　　马伟告诉记者，两党都希望在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争取最大权益，特别是在即将进入新一轮大选周期之前，共和党希望以此为筹码来迫使民主党和拜登政府作出削减财政支出的承诺；拜登和民主党则是希望不附加任何条件提高债务上限。“所以本质上债务上限问题，已经不是债务的问题，而是美国国内政治两党博弈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则认为，债务上限迟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在于“党争”。

　　刁大明分析，在民主党总统与共和党众议院之间的对峙关系已基本确定的前提下，美国联邦政治目前正好面临一种“分立政府”的内耗局面，拜登总统也将不得不面对所谓“跛脚”状态，这也直接导致了两党在债务这个问题上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尤其是共和党提出的‘在10年内削减4.5万亿美元政府开支’的要求，根本上是想要通过债务问题否决拜登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遗产’”。

　　最后期限日益临近，美国债务违约的问题究竟能否顺利解决，进而避免引发全球政治经济的动荡呢？

　　马伟认为，两党很可能在违约前夕经过妥协而达成一致。刁大明则告诉记者，债务问题激化到这个程度，确实让人感觉在最后时限前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即便能谈拢，前景仍堪忧

　　美国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今年才凭空出现的。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不断膨胀。1990年，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约为3.2万亿美元，2020年则已经增至27.74万亿美元。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为何需要借这么多钱？

　　一方面，美国政府近30年来不断挑起冲突和战争，需要维持长期处于高位的军费开支，像美国2022年的军费支出便达到了8770亿美元。

　　此外，刁大明告诉记者，造成美债危机不断恶化的一大根源在于两党所采取的极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像共和党通常倾向于采取减税政策，民主党则倾向于增加支出。两党的这些做法则会导致美国联邦政府收入持续下降，但是支出仍不断扩大。面对持续增长的财政赤字，美国联邦政府只好选择举债的方式来寅吃卯粮。”

　　倘若此次债务违约问题能够顺利解决，对于美国来说，未来便可以高枕无忧了？

　　马伟认为，目前美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和飞速增长的债务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在美国财政状况和债务状况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即便本次违约问题能够“解决”，那也只是阶段性解决了部分问题，并不能保证这个问题以后不会接着出现，债务上限问题在未来会变得更加频繁。

　　刁大明则认为，从债务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我们也得以窥探美国目前存在的政治衰败、治理失灵状态。“高通胀本身就对美国民众的影响较大，如果再加上债务违约导致的社会福利无法有效兑现，那其实更多影响的是一些在经济上、社会上相对更弱势的群体。”

　　另外，刁大明分析，目前来看，并未看到两党为解决债务问题拿出了哪些实质性的解决方案，两党目前所采取的“努力”，背后的实质则是用什么代价去提高美债规模，并不是在解决美债问题本身。

　　“无论怎样提高上限，美债问题本质上说还是通过美元霸权的方式继续向全世界举债，所谓上限无非争的就是在多大幅度上继续收割全世界。考虑到美国经济目前进入到衰退的阶段，这也意味着‘全球举债’的行为确实会对全世界经济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刁大明说。

　　面对美债的不确定性，马伟告诉记者，中国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准备，“一是要求美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国在内的债券持有人的权益。二是要在中长期进一步优化外汇储备的资产配置，减少对美债的风险暴露。”刁大明则提出，要充分把握好底线思维，在多个经济体陆续迸发经济复苏活力的背景下，更多地形成合力，应对美国持续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