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科学的关系仿佛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人工智能超乎想象的“狂飙”，把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推到人们眼前：科学是什么？科学往何处去？

　　在搜索引擎输入“科学是什么”，一位执着追问这个问题的科学家浮现出来——吴国盛。

　　吴国盛是谁？

　　他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破格提拔的最年轻的研究员、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创始人、在校园里办起科学博物馆的馆长、畅销科普读物的作者……当然，他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在B站等社交媒体的授课和演讲视频中发出的灵魂拷问：到底什么是科学？当代人对科学存在哪些误解？

　　近期，吴国盛来到之江实验室参加“科技与人文之美”论坛，并在浙江大学哲学院做讲座。让我们走近他，追问科学的本源。

　　科学家也是哲学家

　　傍晚，浙江大学哲学学院311教室里已经座无虚席，陆续赶来的同学们都自觉带了把椅子。半小时后，吴国盛出现，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为什么一个教科学史的教授要来哲学学院开讲座？

　　“科学的本源来自于人文，我们想理解科学的本质，一定要理解它背后的人文。”这是他的开场白，解释了自己看上去和这里格格不入的原因。

　　在很多人眼里，“科学”和“人文”是两类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从上学时的文理分科起，我们或许就已经习惯了将科学和人文割裂开。甚至，个体身上都带有深刻的烙印——他是一个理工男，她是一个文艺女。

　　科学与人文就像两个平行的系统。吴国盛却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误解。

　　最早的科学家其实是哲学家，科学与人文同根同源。两千多年前，对着日升月落，河流山川，古希腊的一群哲学先贤们追逐自己的好奇心，开始研究自然本身的规律。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留下的不止有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的珍贵成果，还有无尽的哲思。

　　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科学首先指的是自然科学。它是分科性的。吴国盛解释，science（科学）一词源自拉丁文，明清之际传入中国，当时对应的汉语译词是“格致”，并没有分科的意思。而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来自日本，词义发生了窄化，默认指“自然科学”。

　　“译成‘科学’明显没有切中这个词的原来意思，相反，用‘格致’倒是更贴切一些。”吴国盛说，科学起源于认知自然、了解自然的渴望，对着万事万物，“格”出点什么。

　　这或许也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设立在人文学院下的考量——科学需要回到历史深处、人文语境中，促成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相互给养。

　　讲座结束，吴国盛身边围了一圈请教的学生，计算机系的、化学系的、管理学的，专业各不相同。吴国盛倒是毫不惊讶，毕竟在科学史里，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可能都是一个人。

　　他在做一种

　　很新的科普

　　这些天，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正在开办年度大展。展览有个十分神秘的名字——“不可限量”。

　　展品是科学史上和计量、测量相关的科学仪器。元代延祐滴漏模型、清代的天平，民国时的双面刻度白铜镇尺，还有远渡重洋而来、英国伦敦约翰·弗莱彻1865年左右制造的两日航海钟……150余件机巧、精密的仪器，标注着科学史上一个个飞跃的时刻。长度、质量、时间、电流、温度、发光强度……种种仪器教我们认识维度，我们再以种种维度认识世界。

　　这些新奇玩意儿中很多是吴国盛从世界各地搜罗而来。在访谈节目《十三邀》里，他像个孩子般摆弄着一台手摇计算机。“瞧，这是我学生给我从德国买回来的，还没捐给博物馆，我先玩玩”。语气格外自豪。

　　操办这个科学博物馆，吴国盛费了不少心力。太多的科学知识都固化在书本里了，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科学再鲜活一点？

　　吴国盛写过一套书，叫《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当时，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考察世界各地的科学博物馆。回想起在伦敦科学博物馆里第一次见到瓦特蒸汽机，他仍觉得震撼无比。“这些东西过去都只在书本上听说，从来没有见过。那时我才意识到，物证是任何虚拟所不能替代的。”

　　“科学博物馆里的展品，我们能透视内里的机制，看到丰富的细节，还有些人能上手的机器。很多来看展的人忍不住动动手，就知道这些机械都是怎么工作的。”他说，这是一种最基础也是最直接的对科学的感知。

　　当下，“科学”已经是个稀松平常的词语。但是大多数人的科学意识依然薄弱。

　　吴国盛尝试着找到我们与科学连接的不同方式：参加了很多关于科学的论坛，和不同领域的学者碰撞、交流不亦乐乎；还开了个微信视频号，叫做“高山科学经典”，每周准时带读科学史相关的经典著作。

　　他著作的《科学的历程》再版后，早年在大学里讲授科学史的课程在B站上又火了一把。下面一条留言格外“真实”： “我一个文科生，居然奇迹般的饶有兴致地看完了，没有被原子、等量之类的吓跑。如果当年能有吴老师这样的老师，我的数理化也不至于奄奄一息。”

　　科学，没用就对了

　　吴国盛常在演讲中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关于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

　　欧几里得的学生曾经问他，“学几何到底有什么用”。脾气一直都很好的欧几里得听完之后很生气：“我怎么会教你有用的东西，我教你的是完全无用的，越是无用的东西越是纯粹、越是高贵、越是真正的科学。”

　　这则小故事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代许多学生的心理：我们学算数、学几何，这有用吗？

　　在吴国盛看来，这也是我们对科学的误解所在。科学，本就应该是无用的。

　　“科学转化为技术和生产力，开始变得‘有用’，是从19世纪开始的。”吴国盛说，在那之前的两千多年，科学几无大用——那是一种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对真理不可遏制的情感。

　　这也就是他提出的“求真”和“求力”的科学。对待科学，前者秉持自由和无用的好奇心，后者怀着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希望从中借力。然而，放眼现实，国际科技前沿竞争激烈。横亘眼前的“卡脖子”难题又亟需获得技术力量的支持。

　　争议很多，他也没有大声反驳，甚至在微博上点赞了这些反对的声音，然后把它们原原本本地放在新书的附录里。他是想说：“实用”本没有问题，但过分讲实用就会丢掉“本”。

　　在过去，为了抵御外族入侵，需要造坚船利炮。所以中国人重视的科学，一度带有强烈救亡、实用的味道。但现在，当国际间的科技较量日益激烈，我们必须看到国家有基础科学薄弱、原始创新不足的种种问题。深层的科技创造力，不能单靠功利主义的激励来实现。比如，得到诺贝尔奖不是光靠大量的资金投入就够了。必须要有千千万万独立研究的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去钻研，奖项才能从中挑选出“幸运儿”。

　　“想可持续发展，就要学习科学的‘本’。科学的精神就是自由、好奇的精神。”吴国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