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浙东四明山如绚丽的调色盘，而那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一群群开满岩畔、岭坡、岙尖、谷底，映红山野的映山红，就是最抢睛夺目、鲜艳赤炽的朱磦和胭脂。

　　春天去四明山看映山红，是我的一个惯常节目。

　　父亲在的时候，陪父亲，不，是父亲领我去看映山红，通常要一两天。出生于浙东四明山区、17岁就参加四明山浙东游击纵队的父亲，对那块土地的感情和熟稔，是我难以企及的。所以除了看映山红，父亲总要去其他几个村庄、岭岙转转。每次回来后，父亲也总感慨：“这么多年了，映山红一直没变。”我知道父亲这样的感慨既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念想，也有“看今朝旧貌换新颜”的欣慰。最后，父亲都不忘叮咛一句：“记住，四明山的映山红是鲜血染红的。”

　　父亲的话并非虚言。作为十九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1941年5月至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四明山等四个地区近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对日伪军开展了大小643次战斗，歼敌近万名，1000多位烈士长眠在这块土地上。就像映山红开遍四明山的岭岭岙岙、岩坡崖谷一样，四明山区的山岭、峰峦、村庄、田畴到处都洒下过烈士的鲜血。

　　父亲平常很少谈及那段历史，但去四明山看映山红时，他的话头不断线。一次去看映山红，父亲领我到桃花岭祭扫一位烈士。站在那座简朴的坟茔前，我才知道烈士叫成君宜，是浙东游击纵队警卫大队的教导员。

　　成君宜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来到四明山。1944年初，成君宜写信给在上海做医生的恋人徐志远，说根据地伤员多，急需像她这样的医生。然而徐志远一到四明山，却接到了残酷的噩耗：就在几天前，成君宜与98位指战员在梁弄前方村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年仅23岁。继承战友的遗志，徐志远在四明山留了下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医。

　　那天，父亲采了一大捧映山红，放在烈士的墓前。对这个在四明山流传颇广的“红色恋人”的故事，父亲还有另一层情愫。父亲刚参加浙东游击纵队时，年纪小，文化也不高，是成君宜教会了父亲唱那首“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的新四军军歌。

　　父亲不知道，“红色恋人”的故事后来又有了延续。1945年10月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徐志远转战苏北、山东，解放后一直在青岛工作。几十年过去了，徐志远始终牵挂着成君宜。2006年10月31日，徐志远逝世，骨灰移葬成君宜的墓旁，实现了她陪伴战友、长眠四明山的夙愿。

　　我再次去桃花岭的时候，已是父亲离去数年之后。那天我采了两捧映山红分别放在成君宜和徐志远的墓前。望着镌刻着“成君宜烈士之墓”和“新四军老战士徐志远之墓”的墓碑，我一时不能自已。我相信，长达四年半的敌后抗战中，那些发生在四明山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故事，无论流传颇广还是鲜为人知，总像年年盛开的映山红一样，始终不会因岁月的变迁，而湮没而流逝。

　　1944年秋季，四明山区作物严重歉收，冬季又遇奇寒，饥荒像一场野火蔓延四明山区。灾情就是命令。浙东四明山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谭启龙、何克希、连柏生、吴山民等联名在《新浙东报》上发出《春荒急赈捐启》：“绝粮断炊，生人所不能堪；困饿待毙，举世所不忍闻。密迩山区，春荒深重，共筹赈济，宜所同情。”根据地党政军迅速行动起来，一场捐粮捐钱、节餐缩食、赈济春荒及生产自救的运动，像映山红一样开遍四明山区。

　　各专署、县、区一方面发动山民大量种植杂粮，建立山货收购运销渠道，派出帮工队，采办耕牛；一方面成立救济会，开办公营食米店，倡议贫富互助……依仗根据地军民的和衷共济、同克时艰，1945年6月，这场四明山区罕见的春荒基本得到缓解。

　　据一位老人讲述，那年四明山的映山红开得特别猛，也谢得特别迟。万物皆有灵性，四明山的映山红也是军民赤诚的血肉之情凝聚的、绽放的。

　　十多年前，一个映山红盛开的季节，我陪一位长者去浙江医院看望昔日曾任中共四明地委工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朱之光老人。祥和朴实的朱老得知我们送他的映山红采自四明山，我又在搜集四明山根据地的史料，十分开心。他讲了一个故事：在一次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指导员林勃不幸受伤被俘，残忍的日军在林勃身上连刺了17刀。烈士的尸体被抢回来后，林勃的恋人、也是新四军女战士的余也萍悲痛难抑，她连夜用红绒线将烈士血衣上的17个刀洞，绣成了17朵映山红……

　　映山红，学名杜鹃。作为一种分布颇广的落叶灌木花卉，除了南方的山区和丘陵多可见到外，在不少街道、公园、小区等地，杜鹃花亦是常客了。但在我的情感认知中，只有生长在四明山的，才配得上“映山红”这个热烈、深情、浪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