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61年来，中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这需要担心吗？

　　在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表示，要关注人口负增长，但并不需要过于悲观，关键是创造条件，让其他因素也发生变化，用质量替代数量，用生产力替代要素投入。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这背后的原因是育龄妇女持续减少，以及受生育观念变化、婚育推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生育水平继续下降。

　　蔡昉认为，当前的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它是不可逆的，“从此之后，我国人口就是每年都会减少，或许个别年份会出现一点小波动，但这一趋势不可改变”。

　　蔡昉特别强调，我国已不是走向老龄化，而是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人口负增长，一个是老龄化跨越了关键的节点。此外，我国有未富先老的过程，生育率下降、老龄化、人口转入负增长都来得比此前预期的要早。

　　“未富先老和不期而至两者叠加带来了额外的挑战，需要高度重视。”蔡昉指出，更深度的老龄化带来的一个新的冲击——需求侧冲击，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制约，这不是周期性的，国际称之为“长期停滞”，其标志性表现是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负债率。这些因素或许因疫情、通货膨胀有所改变，但最终有可能回到本身发展线，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老龄化。

　　“当然，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一定的特征，而我们的应对策略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供给侧，我们的目标是挖掘生产要素的供给，让劳动力供给更充分，资本使用得更有效率，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而需求侧，最核心的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蔡昉说。

　　蔡昉认为，未来生产力的提高更多地靠创造性破坏。而创造性破坏可以破坏落后产业，可以破坏没有生产力的企业、过剩的产能，甚至一些不再应该存在的岗位，但是不能破坏人。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覆盖全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它可以从社会层面保护住所有的人，让微观层面不再需要保护落后。

　　按照15-65岁人口均属于劳动人口的计算标准，中国有9-10亿劳动力，即使将范围缩小至15-60岁，中国也有8亿左右劳动力。因此，在中长期阶段，中国基本上不会面临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在蔡昉看来，人口存量可以提供更多的机遇。9亿多的劳动年龄人口等既是劳动力供给的源泉，也是消费市场的基础，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提高了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国内大循环也就更具有可持续的动力与可靠性。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人才红利逐步显现。202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3年，比2021年提高0.11年，比2020年提高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