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际形势动荡、全球经济低迷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外资出逃中国”的论调近来甚嚣尘上。

　　然而，浙江人眼前的景象并不如此：

　　嘉兴平湖，日本电产理德新建工程开工建设，将年产1000台新能源汽车驱动检测设备；宁波宁海，总投资1.5亿美元的风光储氢能源示范基地项目签约；湖州长兴，总投资1.1亿美元的电动商用车及关键零部件项目开工，将年产1万台电动商用车和物流车……普华永道报告《新形势下外资企业在浙江的机遇和挑战》显示，有98%的受访企业表示将在浙江维持或追加原有经营规模。

　　当劳动力、土地要素等不再是主要诉求，外资投资中国、加码浙江是看中了什么？他们的战略布局有没有变化？

　　采访多个落地浙江的外资项目，记者试图寻找答案。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从前，人们想到外资企业投资中国，就会联想到中国“世界工厂”的定位。

　　而如今，“大市场”正成为浙江更具吸引力的理由——这里拥有优质的市场、广阔的市场和新兴的市场。

　　两年前，著名医药企业阿斯利康将东部总部落地杭州。不远处的上海就有中国总部，为何还要布局杭州？

　　“浙江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消费人群，他们的消费选择很容易带动周边消费者。”阿斯利康有关负责人介绍。

　　也正因此，阿斯利康选择以浙江为据点，引进全球创新药品和创新治疗方案。

　　比如，公司研发的儿童雾化仪器可以像租借式充电宝一样扫码即租，这款产品率先在杭州投放，就是看中浙江消费者对数字化产品的高接受度。

　　省商务厅研究院副院长江玮认为，浙江的“市场引力”，不仅体现在省内海量购买力强、接受度高的消费者，也体现在浙江能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消费引领力，辐射全国市场。

　　普华永道全球跨境服务中国主管合伙人黄耀和深耕中国市场20余年，在他看来，“靠近市场”这一投资选址的重要理论在浙江实现了“升级”。

　　“跨国企业如今最看重的不只是市场规模，还有市场的‘性价比’，也就是说，要考虑投资在这个市场是否合算。”黄耀和分析，浙江既有超过6500万人口的市场规模，又有相对合理的生产成本、便利的区位交通，在供需两端都极具竞争力。

　　黄耀和所说的“靠近市场”，斯凯孚中国副总裁施波感触颇深：“2018年我们计划在新昌投资时，别人常问，‘项目在非一线城市会有发展吗？’不到5年，新昌项目已完成投资约8亿元，去年实现了超16亿元的年产值，成为全球最大的球轴承生产基地。”

　　如今，新昌工厂近六成产品销往国内市场。

　　“浙江有巨大的客户群体，是斯凯孚深耕中国的战略重地。近5年，公司全球投资的重点在中国。”施波说。

　　除了实业外资，不少服务机构也选择在浙江增设“据点”，这是浙江作为“新兴市场”的魅力。

　　比如，普华永道在中国的第一家数字化体验中心落地杭州，是看中浙江民营企业这一客户群，服务浙企日益增长的跨国经营需求；福布斯中国与杭州市拱墅区签约，运用“媒体+服务+投资”的方式，助推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浙江。

　　一个服务浙企“走出去”，一个与政府“引进来”合作，服务机构正在拥抱全新的市场机遇。

　　创造“安全感”

　　营商环境一直是浙江引以为豪的优势。今年，省委更要求实现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大突破，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实际上，优质的营商环境能够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外资企业被优秀的营商环境吸引，而外企的高标准严要求，也倒逼浙江的营商环境更上一层楼。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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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合作的外资企业见证了浙江营商环境的进步。丹麦最大的工业集团丹佛斯18年前落子嘉兴海盐，此后不断追加投资，如今在当地的营收已经翻了46倍。

　　“当地政府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这是丹佛斯不断升级合作的重要原因。”丹佛斯中国区总裁徐阳说。

　　最近，一个关于低碳的新项目也将完工并投入使用，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一年多。

　　项目的快速落地，得益于政府的高效响应。

　　“国家对这类项目的环评非常严格，周期往往很长。海盐开发区为项目成立了专班，这样能够实现电力、能源、排水等需求的跨部门协调，还帮我们解决了隔墙供电的大难题。”徐阳介绍。

　　除了能源保障，还要解决招人的后顾之忧。徐阳介绍，政府提供了人才房、幼儿园等一系列生活配套，帮助丹佛斯在海盐留住了来自杭州、上海等周边地区的研发人员。

　　以营商环境引项目，在服务项目中提升环境，这是让招商“可持续”的秘诀。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欧洲企业因为能源问题遭遇了本土的生产困境，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这是浙江的机会。

　　“像巴斯夫这样的化工企业，对能源稳定性要求极高，精密设备一旦开启，停下来就是天价的损失。”在巴斯夫贺利氏铂族贵金属项目开工仪式上，平湖市副市长戴振介绍，平湖正在制定一系列能源保障政策，吸引更多外资企业选择落户当地。

　　好的营商环境，有时也意味着更少的“干预”。

　　2022年修订的《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中，专门纳入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通俗地讲，就是负面清单之外的业务，外商皆可投资。限制更少，能带来信心，也能加速行动。

　　在浙江，外国人做生意正越来越容易。在嘉兴、金华等地，国际版的“最多跑一次”已经推广，外国人到当地就业，只需要在“一件事联办”系统中填报一次，就可申请体检预约、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

　　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浙江组织了一系列团组出海招商，给久未谋面的外商带去开放的信号。

　　“面对面的交流能增进了解，也更能彼此信任，到朋友的国家投资经商，当然是放心的。都说世界经济前路不明，但谁说我们不能亲手创造安全感呢？”

　　德清县副县长王振权写在招商日记里的这句话，或许是“外资为何看中浙江”的答案之一。

　　布局本土研发

　　外资企业向来敏锐，从他们的动向里，记者发现了正萌芽的新趋势：相对于以往单纯布局生产基地，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把核心的研发环节放在浙江。

　　去年11月，丹佛斯带着“海盐制造”的新品亮相进博会。“这款‘磁悬浮离心压缩机’能大大降低工业和家用空调设备的能耗。从前，全球只有一个国家掌握技术，但现在，海盐工厂已经能独立完成研发到生产的全部环节了。”徐阳很骄傲，这款产品是中国员工的研究成果，更标志着丹佛斯“本土研发”战略的成功。

　　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布局“研发”，是浙江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的野心。

　　在斯凯孚，单是新昌基地就有30多名研发工程师常驻。早在2018年，斯凯孚就把全球深沟球轴承研发基地从法国迁到了中国。

　　“从生产制造、采购供应到技术研发，我们所说的深耕浙江，是布局全产业链。”施波说。

　　今年1月，浙江利用外资规模位居全国第四。相比沪苏粤的外资“第一梯队”，浙江还有不小的成长空间。

　　冲刺的时间紧迫，眼下，浙江各地正通过提升产业链能级、布局龙头企业，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

　　比如，汽车产业家底雄厚的宁波市北仑区把目光瞄准了新能源汽车领域，计划打造智能汽车及关键部件产业链，引来了智能电动车龙头企业极氪智能科技落户。

　　外资企业的“鲶鱼效应”，成为激活整个市场的关键点，吸引了敏实、艾思科、力劲等企业前来布局，打造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基地。

　　“和浙江汽车零配件供应商合作的过程中，我们验证了他们惊人的质量和技术。这让我们在考虑投资中国时，首选浙江。”一位德国企业负责人说。

　　吸引外资不仅靠杭甬等头部玩家，小城市同样有大机遇。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招商工作人员“眼红”广东湛江的一个大项目：巴斯夫将投资100亿欧元，在湛江打造世界级化工产业集群。

　　“浙江需要这样的标志性大项目，一个项目足以让外资企业对一个生僻地名产生深刻的印象，这对未来吸引外资企业至关重要。”江玮说，这样的“高光”项目培养无疑需要时间，但湛江能在诸多竞争对手中胜出，恰恰说明二三线城市在招商中的机会。

　　他认为，从高质量发展、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浙江应当培养更多具有浙江特色的小而精、小而美项目。例如，青田可以作为第一侨乡，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试点，吸引更多海外侨商侨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