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引妹

　　围绕“浙有善育”改革目标，浙江出台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在全国较早出台《关于加快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并制定实施托育机构设置标准、管理办法和托育机构照护指南等配套制度；之后又制定了家庭和社区婴幼儿照护指南、婴幼儿照护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标准，基本形成了“1+5”托育服务政策体系。

　　此外，全省各地针对性推出土地、金融等扶持政策，鼓励市场主体提供普惠托育服务，并积极创新家庭照护、社区统筹、社会兴办、单位自建和幼儿园办托班等多种模式，增加普惠托育服务设施供给，打造“社区嵌入式”新型托育服务体系。

　　当前在普惠托育建设中也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托育有需求，但有效需求不足且有周期性。如有0至3岁婴幼儿照护需求的家庭较多，但实际机构入托率不高，托育机构可持续性运营面临挑战。二是供需不匹配。公办机构托位占比少，民办机构、公建民营机构占据市场主导，与群众需求不符。三是空间布局不合理。人口密集的镇街与偏远乡镇托位“过剩与不足”并存。四是政府、托育机构和幼儿家庭三方都面临不同的压力，托育机构面临育婴人才、营运成本、质量提升等压力，幼儿家庭有托育成本压力和婴儿安全的焦虑，政府担忧生育政策支持效益。

　　为此建议，一要注重和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供给，如积极推进城镇小区配套普惠性托育资源，持续提升普惠性托位覆盖率，或者引导小区配套非普惠性民办转为普惠性民办园，将流动人口纳入普惠托育的覆盖范围，使促进生育政策更多地惠及中低收入人群；二要重构父母共担育儿责任的新社会规范，降低母亲的育儿负担，有助于释放生育政策潜力；三要加强人才支持政策力度，将托育从业人员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和政府补贴性培训目录，把育婴员、保育员等托育从业人员纳入当地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四要利用大数据资源，优化托育机构的空间布局，打造“上班前送，下班后接”或“带娃上班”的便捷性的照护服务圈；五要拓展智慧托育新业态，依托政府网络和平台，建设托育智慧化平台和家庭婴育智慧化场景等一批“智慧婴育”“掌上育儿”应用，大力推进婴育数字化服务。

　　（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人口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