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三年（823年）的夏天，元稹的心情大概是很矛盾的。

　　这年八月，他结束了同州（今属陕西）刺史的贬谪生活，却没等来中央的召回，而是被移任去越州（今属绍兴），成为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这一待，就是八年。

　　越州虽不比同州离京城近，发展得却更加繁荣，江南的秀美和灵动浸润了元稹几经起落的疲惫心灵，也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浙东的这八年里，元稹赋诗作文，也颇有政绩。越州与元稹，就像浙东和生活在此的万千民众，总是和谐地互动、互构。

　　一

　　在迁任越州前，元稹的仕宦之路已经相当坎坷，接连的贬斥和外放磋磨着他仕进的锐气。尤其贬所鄂、蜀两地，既多瘴气，又山岭盘亘，对外交往不便，每每使元稹感到意有所郁结。在荆楚任上，元稹的诗作中并无多少描摹自然的笔墨，而总是详写当地恶劣的环境和自己染上瘴病的闷闷不乐。疾病和饮酒，成了这时的主题。

　　与荆楚湿热、多蛇虫的地理特点不同，越州的旖旎风光向来为人称道。漫游至此的文人们，行吟山丘湖畔，所见所思，往往将性灵情感抒写在神山名峰和绿水碧波中。元稹对此早已有耳闻，也神往许久。

　　在大约作于越州任职九年前的一首《送王十一郎游剡中》中，就已透露出元稹对越州山水的珍爱：

　　越州都在浙河湾，尘土消沉景象闲。

　　百里油盆镜湖水，千峰钿朵会稽山。

　　军城楼阁随高下，禹庙烟霞自往还。

　　想得玉郎乘画舸，几回明月坠云间。

　　如“百里油盆”的镜湖和似“千峰钿朵”的会稽山给了元稹喷涌的文思，也为他赋“闲”。只是这时候年轻的元稹也许不会料到，多年以后，眼前的明山秀水将一再地抚慰他累于宦海的身心。

　　长庆四年（824年），来到越州后的第一个春天，元稹眼见明媚的春光里万物复苏，快意之余写下了《和乐天早春见寄》：

　　雨香云澹觉微和，谁送春声入棹歌。

　　萱近北堂穿土早，柳偏东面受风多。

　　湖添水色消残雪，江送潮头涌漫波。

　　同受新年不同赏，无由缩地欲如何。

　　早春时节，萱草破土而出，柳枝随风浮动，水面残雪消融，置身这般有生活气息的环境中，当初的苦闷渐渐消散。彼时元稹的挚友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他遍游钱塘，也常常给在邻郡做官的老友送去不少“游后感”。也许是偏爱，也许是感激越州山水的疗愈，一向将重心放在仕途的元稹竟也生出了在此“虚老”消磨时光的念头。“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再酬复言和夸州宅》）”，在他看来，越州之景毫不逊于“人间天堂”苏杭。

　　景色明丽如此，越州的厚重历史和多彩民俗也让元稹触动不已。在《酬乐天闲游西湖》中，他提到了：“墨池怜嗜学，丹井羡登真。”墨池，相传是王羲之洗墨的地方；丹井，传说为葛洪炼丹取水之井。前人的池和井在此，颇有勉励后学的意味，可见越州人文氛围的浓厚。

　　二

　　在越州的写景诗中，元稹提到最多的是镜湖。

　　镜湖本是东汉时会稽太守马臻为防水患而主持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后因王羲之“如在镜中游”的形容更加闻名。不论是太守马臻还是会稽内史王羲之，他们对越州风光和人民的爱都是深沉的、发自内心的，也都因恤民、爱民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站在镜湖前，和风扑面，元稹未必不会想到那个在到任之初就详考农田水利，一心为民修湖却被豪强所诬的马太守，也未必没有忆起那个坚持赈灾救民，被反对后愤然写下《百姓帖》的王内史，几百年的悠悠岁月在为越州风姿添上文化积蕴的同时，也让淑世情怀在历任地方行政长官间赓续。

　　元稹亦是爱民的。

　　在越州前的数次贬谪中，他虽难掩沮丧，却也未忘记关心国家政治和所在地的百姓。在他之前，现实主义的大诗人杜甫曾向家国苍生许下豪言壮语：“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济时敢爱死（《岁暮》）”。元稹欣赏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而这种以饥寒之身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无厌世之想的仁爱也在他的思想里扎根。

　　在赴往越州的路上，元稹途经泗州，发现当权者为了口腹之欲，竟动用民工九千六百余人，用排比递夫的方式，每十里置递夫二十四人，运送淡菜、海蚶等海味进京，而沿路护送的民众自是苦不堪言。为此，元稹立即向唐穆宗上奏《浙东论罢进海味状》，恳请其再施先前“罢荔枝、减常贡”的仁政，为民请命。所幸穆宗很快回应了元稹，《旧唐书》载，当年十一月，“停浙东贡甜菜、海蚶”。此举一出，浙东百姓感念不已。

　　越州任上，元稹继续施行惠民政策。他体察民情，事必躬亲，既教百姓分辨土地肥力，也均定税籍，兴修水利，使农业生产和民众的生活都有了保障。彼时越州内再无凶年，无饿殍。

　　“在越八载，政成课高。”当白居易高度评价了元稹在浙东的政绩，与他惺惺相惜时，历史似乎向我们回放了这对老友在浙江土地上为民众鼓与呼的忙碌身影，而我们也便不难理解二人何以执着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文学主张。

　　三

　　有一个成语叫“江山之助”，说的是自然景观对文人的创作有助益作用。当文人投身自然，感受到自身与自然之怡然融洽，文思诗兴也往往由此激发。

　　“江山之助”有两重效应，或宽慰不安的心灵，或引发悲戚心态。越州与元稹的契合，显然表现出的多是其积极的一面。

　　实际上，元稹并不是第一个寄情于浙东山水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以自己的文学、政治才能为浙东增色的。

　　魏晋时代的最后一位名士谢灵运在进退于庙堂与山林之间，为政治失意和自己无法止歇的“入世”心愿带来的矛盾而痛苦时，始宁（今绍兴）成了他的精神家园。在《过始宁墅》中，他写道：“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山岩峭壁和水中洲渚交相辉映，白云绿竹在山水间被衬得明媚动人，始宁这番清幽的景色使谢灵运暂时从身外之物里脱身，而居所始宁庄园在清丽之外透露的孤高之气，亦替谢灵运传达着他的自信和矜傲。

　　有唐以来，无数诗人词客踏访浙东，耳得目寓，虽各人身世境遇有别，由山水触发的情致也不尽相同，但流连其间的自得之感以及得江山之助的欣喜却是相似的。浙东山水依托江南诗性文化，刻进了一代代文人的集体记忆，熏陶之下，这些人大多爱自然、重雅趣、尚逸乐，笔力所及，串起了一条浙东唐诗之路。

　　李白、孟浩然、王维、白居易等大诗人们相继走在这条路上，留下了书写个人生命体验的性灵文字。

　　山水育人，而文化润城，浙东与前来的文人群体始终是互动、互构的。远离庙堂之高的地方官员们仍旧“忧其民”，而“处江湖之远”的闲散诗人们也不忘“忧其君”，可以说，浙东诗路上有快意，有烦闷，有闲情逸致，也有感时忧民。不惟此也，更有对人生理想的坚守，对与民同乐的追求，这种精神也为娟秀的江南注入了刚劲有为的坚韧。

　　身在浙东回看浙东，总觉得情思绵邈。相隔千百年的久远，并没有消解后人的亲切感，仿佛赤脚蹚在江河里，感受水纹肌理般划过，好似要把这一路的文脉慢慢梳开。

　　今天的浙东山水比之古时如何？想来风光依旧，也许景致更胜。而古往今来不变的，总是人与地的和谐互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