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款跨界创新的非遗作品《伟大时刻》铜雕景泰蓝·金钻计时仪，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首发亮相。

　　这是一款融合景泰蓝、铜雕、花丝烧蓝、钟表工艺、黄金压铸、金属錾刻等多种非遗工艺于一身的艺术品，由六位不同领域的工艺大师共同打造。其中的一位，是杭州人朱炳仁。

　　身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他，耄耋之年，依旧每日与铜为伴：或在大运河畔精心雕凿铜作；或在西湖边醉心研究铜艺术。

　　西湖与运河，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个杭州人身上，以铜为线，牵在一起。

　　不可一日无铜的他，不仅让传统铜文化频频“出圈”，也正推动运河文化“活”起来。

　　因为在他眼里，传承与出圈，都是文化“活化”的必由之路。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大运河畔的工作室里，套上藏青色工作服，79岁的“老铜匠”朱炳仁，头发浓黑，仿佛进入无我之境：十数斤的坩埚为笔，近1200℃的铜液为墨，特殊调配的锯末为基。

　　奔流的铜液，冲入锯末的瞬间，白烟腾起，如大雾弥散。浇筑、打磨、着色、烧制，大汗淋漓。

　　而西湖边的清河坊江南铜屋，回廊穿连、厅楼叠筑，铜屋飞檐翼角，垂落串串铜铃。

　　离开火与铜，朱炳仁步履沉稳，音调低缓，恰似书斋中走出的大先生。办公室内，可见满目文房墨宝，排排毛笔列阵，铜制私印铺陈。

　　中国传统的丹青墨迹，与千变万化的熔铜庚彩，在朱炳仁眼里，恰如他的非遗探索，同根同源，又力求“出圈”。

　　朱炳仁与铜的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铜器曾经是旧时代最常见的日用品。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石头与铜写就的书。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铜器一直以“杂物”之势，隐身于我们身边：烧水用铜壶，洗脸洗脚用铜盆，吃饭喝水用铜碗铜杯……

　　直至朱炳仁出现，让铜，跳脱出生活器物领域，不再是原来的铜。

　　重修雷峰塔，是他第一次带着铜艺“出圈”。

　　2002年，中国第一座彩色铜雕雷峰塔矗立在西子湖畔，惊艳世人。从此，铜作为建筑、装饰材料之一，走入大众视野。

　　2006年，常州天宁宝塔整修工程的一场意外，却让传统铜艺有了不一样的表现力。这场意外让朱炳仁发现，高温中融化的铜，脱离了既有的规范模式，被赋予了流动的自由，发现新的美的领域。

　　由此，朱炳仁带着非遗传承，第二次“出圈”，开创新铜雕流派——熔铜。

　　在他手上，铜不再只是金属，它拥有无限的可塑性，小到妙入巅毫的铜葫芦，大到数十米的巨幅铜壁画，熔解的铜被创造出千姿百态的神韵。

　　冲向国际，他有更多“野心”

　　然而，以铜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出圈”，不止于此。

　　在铜屋，还能看到朱炳仁更多“野心”。

　　地下一楼是现代馆，最先让人脚步一顿的，是一组名为《入侵》的铜雕，一个个类似八爪鱼般的小异形，从墙壁倾泻至地面，向外涌去。

　　“老外喜欢这样的东西。”朱炳仁坦然道，他尝试以现代审美的作品，承载更多的人文表达，“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输出。”

　　一片远观颇为震撼的“金色稻田”，是早年上海艺术博览会上，朱炳仁带去的作品《稻可道·非常稻》。

　　铜熔化以后，再次冷却凝固并形成自然的形态，这种感觉，像极了自然环境之下，物质的自由生长和勃发，暗含着生命的力量、人类共通的情感。

　　近几年，朱炳仁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新创作手法——云水墨。这是在传统水墨画上，辅以数码喷绘的新尝试。

　　为博鳌亚洲论坛创作的巨幅铜壁画《万泉归海》，就是水墨融合的最先尝试。朱炳仁先以泼墨绘制云水墨，并以水墨原作结合熔铜艺术，创作出铜壁画。

　　而今，已近耄耋之年的朱炳仁，每天都会使用电脑手绘板，用Photoshop软件作画，“床边就有个电脑架，晚上临睡的时候拉过来，画一会，半夜醒来，又画一会。”

　　当电脑手绘画作喷绘，遇上水墨画，鲜明色彩、利落线条与水墨的碰撞，极具视觉冲击力，有一种后现代艺术的奇异美感。

　　“中国传统水墨画更为收敛，油画虽有冲击力，但并非我们传统的东西。”朱炳仁指着一幅作品告诉记者，云水墨的创新探索，是在当代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向国际文化市场的又一次冲击，“肯定会有人喜欢。”

　　让文化传承更接地气

　　其实，外界对朱炳仁也有争议。

　　他在全国开了近百家门店，里面售卖的，大部分由匠人手作方式生产，价格不低，但他也被人诟病为“只是个商人”。

　　但朱炳仁并不以为意：“我们怎么做好文化的传承？这些文化从数千年前走来，走到现在，还要走向未来。依托传统文化能有经济效益，就说明具有生命力，不是更好么？”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这也是朱炳仁作为联名给运河沿岸18座城市市长寄去公开信、揭开京杭大运河申遗序幕的“运河三老”之一，这些年对运河文化所做的努力。

　　年轻时在拱墅区拱宸桥畔工作的朱炳仁，曾日日经过京杭大运河。而在这流淌千年的“活”的文化遗产中，让他充满感情的，还有临平区广济桥。

　　“离开喧嚣的都市，走进杭州塘栖古镇，如时空的穿越，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朱炳仁在自己的文化走笔专栏中，如是写。

　　他曾陪同古建筑专家郑孝燮和古文物专家罗哲文一起登桥寻古，至今思来，往事仍历历在目。那一年，郑先生已是92岁高龄，罗先生也82岁。当郑老踏上广济桥后，抚摸着石栏杆，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喊着：“老朋友，我终于又来看你了！”

　　“作为杭州人，对乡音、乡语、乡情的杭州运河段更是产生特别的情怀。相比之下，总感到杭州人对大运河的爱要更深一层。”朱炳仁抚过收藏的运河申遗首日封，“运河如同人生，知无涯，道无尽，前潮后浪不息不止。”

　　2017年，他的杭州朱炳仁铜艺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址落户塘栖古镇旁，接下去，还有更多项目，计划落户古镇大运河畔。

　　“这个博物馆展出的铜艺品，将与大运河息息相关，初步的打算，是以运河的意象，以及铜桥、铜船的形式创造出更多作品。”朱炳仁说。

　　塘栖古镇是运河边的一颗历史遗珠，朱炳仁还有个想法，将古镇打造成运河第一镇。在他看来，从通州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地域特色，以塘栖古镇为例，“这里有京杭运河上唯一的一座七孔桥广济桥，有记载着漕运历史的乾隆御碑，更有渊远的古镇文化，自然可以跨界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IP。”

　　让文化传承更接地气。“文化是相通的。”朱炳仁以工艺美术大师的眼光来看运河，“要留住原住民和烟火气，也要如同水墨画般，在运河边‘留白’，留出想象空间。”

　　这个在大运河畔成长起来的“打铜匠”，对未来有了更多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