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3年是不寻常的，它让我们看到，疫情防控是如何影响一个活跃的经济体的。当我们阻止新冠病毒的扩散时，外生的政策冲击带来的经济代价是意料之中的。但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发生的变异和防疫形势的变化，中国自去年12月优化调整了防疫政策，将该流行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整个社会秩序开始快速趋于正常化。最近两个月，我们看到社会流动性和微观经济活动得到快速恢复。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的消费反弹和超大规模的返乡潮，更是预示着今年的经济将会实现快速恢复。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

　　那么，中国经济未来5年、10年是否能保持比较稳健的增长趋势，不断走向我们确定的2035年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呢？这当然需要我们一方面应对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潜在挑战，另一方面也能够确实把握好机遇，在战略方向上正确引领经济走向更高质量的发展。

　　首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经济的主要挑战来自何方。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经历了增速放缓的巨大压力。为什么会这样？经济基数变大是一方面，主要还是我们主动对经济实施大调整和大转型的结果。可以说过去10年中国经济是在持续的结构调整和转型中实现增长的。如果没有结构调整的因素，我们是可以在短短几年里继续维持更快一些的增速的，但一定是不可持续太久的增长，因为2005年之后我们经历了超常的总需求扩张，特别是2008年之后在宏观政策刺激下，经济又出现了过度繁荣，资源、能源和环境几乎都接近了最大的承载负荷，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快速累积到了警戒水平。而在结构调整中，短期的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下行压力。这说明，经济增速慢下来固然是受全球经济不稳定和外部环境改变等因素影响，但国内经济运行不得不被施加更多的约束条件，应该说是一个主要因素。

　　比如，十几年前，国家加强了对环境的规制，可以说对北方的重工业和中西部资源大省的传统发展模式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再比如，为了扭转愈演愈烈的空气污染和雾霾天气，2014年中央对地方的政绩考核开始淡化GDP指标，而强化并提高环保和民生等指标的考核权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弱甚至改变了地方政府对GDP增速目标的竞赛动机。还有，在一些包括房地产、钢铁、煤炭在内的特定行业实施的去杠杆、去库存和去产能政策，短期内必然也会对相关地区、部门和经济活动造成收缩性的冲击。这些都可以视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成本。

　　简单来说，这些调整对中国经济在短期的冲击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北方地区的经济受政策冲击开始收缩；第二，在主要的一、二线城市，特别是在沿海发达地区，房地产行业面临调控，去杠杆和限购政策的实施抑制了行业的需求和供给，行业出现下行，短期也会对投资和消费需求构成冲击，还会波及相关行业并影响地方政府的收入，对经济造成紧缩性影响；第三，由于去产能，加上调控造成房地产和建筑行业下行，钢铁、水泥和更多相关行业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改变。

　　所以，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持续下行压力，上述的结构调整应该说是基本原因。但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持续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国家能坚持依靠深度的改革来推动受调整地区与行业的持续转型，结构调整不太可能对中长期的整体经济增长造成持续的负面冲击，经济反而应该会因为结构调整而变得更健康、更可持续。这是因为，因结构调整而获取的新的动能会逐步取代旧的动能，成为生产率增长的新的来源。

　　总的来说，过去这些年对经济运行施加的这些硬约束虽然在短期会合成起来，冲击经济，放慢增速，但对优化中长期的经济结构，使其转向更安全、更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应该是有益的，总体上也是值得的。只是国家需要同时致力于推动在结构调整之后的经济转型与改革，也就是说，在这么大规模的结构调整之后，如能尽快研究和出台可行的转型战略和经济改革方案，便可以促进整体经济转向更健康的发展模式和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也只有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能之后，才有可能对冲掉结构调整造成的巨大短期成本。

　　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梳理出国家这些年在经济发展上重点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应该做这些。简单地说，就是国家要集中精力推动加快北方地区的经济转型，同时要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改革，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尽快建立起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和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制度，为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创造有利的条件和制度环境。

　　过去3年，因为突发的疫情冲击，中国经济更是经受了巨大的需求和供给冲击，也影响了我们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转型进程。但去年年底防疫政策的优化调整和市场的重新开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需求反弹和经济活动恢复的希望。尽管我们必须面对中美关系的恶化和美西方对中国的打压，但我们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真正需要扎实做好的重点工作是尽快让经济恢复到疫情前的发展轨道，在此前提下，继续加紧做好以下重点工作：第一，加快北方地区的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进程，坚持修复生态与绿色发展为主的大战略；第二，在南方，特别是沿海沿江发达地区，要通过经济改革和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加快区域融合发展，发挥都市圈和城市群在生产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和集群优势，构建起世界级的产业体系和创新基地；第三，加快改革方案的研究和设计，依靠深度改革推动形成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制度，从根本上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和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持续威胁。

　　我们看到，国家对北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东北地区的振兴高度重视，出台了多轮实施方案，也支持一些省份自主探索转型方式。不过目前来看，这些转型与改革战略还需要在全面落实中得到强有力的地方领导人的长期推动，虽然这些地方的经济转型和振兴战略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许需要15~20年才能初见成效，但有没有一些具有改革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地方领导人来推动这个结构转型，而且要坚持不懈，自然相当关键。从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全局来说，这些地区的经济转型一定要坚持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同时需要着力推进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市场转轨，释放更多的经济资源和要素，更好融入全局的经济发展。

　　就区域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来说，这些年来，依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冀、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一体化和融合发展的战略，国家在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新兴战略性和高端制造产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发展势头可期。而且，只要规划政策上有助于鼓励和发挥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来10年，可以预料，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将会实现高水平的一体化，不仅成为世界上罕见的超大城市群，而且会成为支撑中国实体经济的超大的经济增长极。

　　不可否认，过去很多年，我们在构建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和金融改革方面相对而言还行动迟缓，缺乏明确的整体改革的时间表。但最近几年推进速度明显加快，如能在未来5年内初步构建起一个长效机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健的阶段。金融的改革任重道远，但目标清晰，我们必须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更大力度地放开市场准入，形成监管有效的金融竞争格局，实现利率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同时加快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资本市场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在战略上突出重点，空间上有保有压，要因势利导，让市场力量在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才能形成国内地区之间生产率的收敛趋势，也能够扬长避短，让有限的资源腾挪到更有质量的发展领域。可以预料，未来中国经济的中心一定是集中在以超大和特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和若干主要城市群地区，而且这个趋势一定会在解决市场化中不断加强。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落实的最重要的战略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宏观经济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就有了稳定的条件和保障，在此基础上，整体经济的发展就会更多受到新动能的驱使，实现更高的效率和质量。

　　【执笔人：张军，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