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支持民营经济的话年年都说，但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样直面疑虑，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不久前，在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在杭州调研并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强调真正把企业家当自己人，在情感上做到真心，在交往上做到公心，在制度上做到安心。

　　事实上，此次浙江省人代会上，也有一项重要议程——审议《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草案）》。这正是浙江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拓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空间之举。

　　盯住一个“法”字，为民营经济锻造稳定之“锚”，浙江在立法等深层次制度建设上，有哪些经验做法？面对复杂环境，企业家有哪些呼声和期盼，浙江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执法、规范监督，让企业创业有信心、投资能放心、发展更安心？

　　（一）

　　浙江民营经济为何强？

　　“很多人说因为浙江人厉害。那为何改革开放前没那么明显？这说明人有舞台才能创造事业。改革开放为人的发展提供可能，与之相应的法治建设和营商环境，为干事创业提供根本保障，将‘可能’变为‘现实’。”财经学者、澎湃新闻副总编辑胡宏伟认为。

　　梳理近年来颁布的相关法律条例，不难看出浙江从制度上支持民营经济的创新实践，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比如，2020年1月16日，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这是全国首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省级专门地方性法规。

　　为何要立？因为民企发展有难点有痛点，在市场准入、要素使用、融资促进等方面待遇不平等。浙江先行一步、探索立法，变政策推动为依法保障，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人们常说，制度最能管根本。只要找准了要害，立一个，就能解决一类问题，就能开创一个新局面。

　　全国民营经济先发地台州，民企占比达99.5%。2020年当地开全国之先河，颁布实施《台州市企业信用促进条例》，以法规形式固化惠企政策、激励政策，引导民营企业走诚信发展之路。成效很明显，2021年，台州成功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结合当地特色和发展实际，温州率全国之先，制定实施《温州市“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促进条例》，用制度巩固破解民企经营模式创新与产业升级、技术变革等现实问题的经验，为全国提供借鉴。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浙江审议通过10余部与民营经济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包括《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浙江电子商务条例》等，构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破解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在哪里、如何公平竞争等一系列问题。

　　回过头看，浙江为何能用立法等制度建设破解问题，背后又是何种理念？

　　归根到底，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先发地，很多问题有长期性，从制度上、全局上进行破解，这是现实需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因而也能率先开展立法、执法等方面的改革探索，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好的土壤。而法治，正是这片沃土的根本保障。

　　（二）

　　不可否认，眼下仍有不少企业不放心、不安心。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妙林坦言，近一段时期，民营企业的信心指数较为低迷，很多企业家不敢投资。

　　在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看来，目前无论从宪法层面，还是各地、各个政府部门层面，颁布的保护民营企业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条款已经不少了，但企业仍然缺少相应预期，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距离落到实处还有差距。他认为，政府部门应当思考，在社会经济运行实践中，对民企保护是否不打折扣，有没有真正贯彻落实法律法规。

　　事实上，盯住“法”字做文章，浙江不仅强调为民营经济立法，还强调执法、司法、守法等重要环节。从“法制”到“法治”，这是一套全过程、全链条体系。

　　比如，浙江创新设立杭州、温州破产法庭，总结推广企业破产“一件事”改革，到目前审结破产案件1.6万件, 盘活51.88万亩土地，将法规制度落到实处之时，有力促进了民营经济腾笼换鸟、转型升级。

　　但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伴随环境和形势变化，自然会产生新问题，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先发地，一些问题也较早发生。此外，从法规颁布，到落地实施，再到发挥实效，中间确实还有不少坎。

　　第一道坎，是配套政策。以《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为例，法律条文是指导性的，要在市场准入、要素使用等方面赋予民企平等待遇，还需建立一套政策体系。为此，2020年开始，浙江省经信厅、浙江银保监局等部门牵头，制定27项重点条款配套政策，包括完善民营企业帮扶纾困和风险应对机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等。

　　这一过程中，民营企业最怕什么？

　　政策不稳定。陈妙林坦言，当前有的政策不是想好了再干，而是干了再想，有的政策不能持之以恒，换一个领导换一套打法，政策多变就容易打击企业信心，创新创业积极性也会因此降低。

　　政策不精准。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巨乐说，这两年，中小外贸企业日子不好过，政府出了很多帮扶机制、纾困政策，但有的政策像“天女散花”，钱用出去了，企业获得感并不强。

　　第二道坎，是执行落实。浙江省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浙江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李永明教授观察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浙江很多做法走在全国前列，去年还出台了《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但不少企业在创新投入上依然存在顾虑，一方面是知识产权维权成本高、周期长，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行政保护现象，如案件处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非法律因素干扰等。

　　把民企挡在“场外”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也时有耳闻。一家物业企业就有切身体会，此前他们参与某乡镇的环卫保洁项目招投标，在人员管理、业务处理方面有优势，最终却因当地要扶持强村公司发展，沦为“陪跑”。

　　当前，浙江正奋力推动“两个先行”，民营经济是重要支撑。直面企业家诉求，浙江怎么做？

　　（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信号十分明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要在制度、法律、政策、舆论上多措并举。

　　针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企业家、经济和法律领域专家怎么看、有何建议？

　　制度是否有完善空间？

　　从民营经济在温台地区兴起、成长的历史经验出发，胡宏伟认为，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强省，应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等基础性制度，在执法司法、监管审查中赋予民营企业平等保护机制，全面依法保护民企各类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政策能否更稳定有效？

　　“民营企业最怕原来给的政策突然不给了，银行原先答应的授信突然抽走了。政策供给应该有延续性，各项法律制度应当稳定连续。”省人大代表、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全刚这样认为。

　　每日互动创始人方毅把中国经济比作人的健康，认为2023年相当于“阳康”后恢复期，让民营企业安心发展，“稳定健康的机制”和“包容审慎的态度”缺一不可，“一些处罚机制应适度，如果本身业务可以持续，应尽量保住企业生存的根基，不能一棍子打死。”

　　执法水平如何再提升？

　　省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赵宝琦认为，加大对民营经济的司法保护力度，一方面应注意加强相应司法制度供给，另一方面应注重创新、落实具体司法举措，如深化涉案企业合规工作以及开展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清理专项行动等，不断增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司法获得感。

　　此外，针对“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专家认为，应当进一步理清政府和市场边界，严格规范行政行为。

　　盯住一个“法”字，把文章做足做透，让企业家吃下定心丸，他们才敢专心主业、放手弄潮。这一点上，浙江当有更大作为，也能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