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大变局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随着时代浪潮，都是世界演化和中国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见证人。从一个乡土农家孩童一路走向世界高端学术舞台，我有幸在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和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担当学者使命、贡献学术话语，以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发出中国声音，维护发展权益，并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范式研究方面，躬耕不辍，乐在其中。

　　执着研究气候经济学，家国情怀

　　记事之初，因感觉世界之博大，我饥渴读书。1975年高中毕业应征入伍，1977年考上大学，1982年初退役到北京读研究生，1988年求学英伦，求知初心始终。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习型研究，到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创新性探索，再到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经济学的学理叩问，学术路上，求知、求学、求索，凡六十余载，诗意不多，朝向远方，只顾风雨兼程。

　　父亲的家国情怀，潜移默化我作为学者的使命感。我在剑桥念书及博士后研究期间，不会写字的父亲，总会在家书中让人重复一句：早日学成归来报效国家。1993年，我在完成学业研究后即携妻女回国；2001年底，在完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估报告《减缓》卷的工作后，我婉拒挽留而踏上归程，启动气候变化经济学和国际气候治理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教授的国际学术风范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厚积薄发的治学教诲，对于我强化英语语言能力、学理基础积累、研究能力提升、学术话语提炼，是标杆和引领，是激励和动力。

　　1996年访学美国期间，我到纽约大学经济分析研究所交流，所长是一位产业生态学的先驱学者，她告诉我，此研究所系原本在哈佛任教的经济诺奖得主瓦西里·列昂节夫建立。列昂节夫来自前苏联，美国市场取向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其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是计划经济的工具而不容。这使我意识到，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不仅涉及利益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可持续发展、全球变暖等议题，在1980年代中后期逐步进入学术研究主流。1988年我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各种演讲、学术交流和书刊论文，都围绕这些议题展开。也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在导师的建议下，我将“经济效率与环境可持续力”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多数时间耗在图书馆，对亚当·斯密以降的经典著作，主流学者的环境、资源经济学的理论脉络和方法体系，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学习、梳理和掌握，这也为我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学理基础，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方式的熟悉，也为我致力于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关注国家利益维护，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以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发出中国声音，畅通了前行的道路。

　　维护国家发展权益，学理公论

　　世界变局中的中国发展进程，意味着学术话语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基于学理公论加以演绎，才能有效维护国家发展权益，积极拓展国际气候合作。

　　怎么办？讲公理，析学理。

　　1996年，我进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担任能源与环境项目官员和顾问，开始系统关注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1997年《京都议定书》谈判期间，我发表第一篇气候变化经济学论文，随后到荷兰全职参与IPCC减缓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工作。

　　在参与撰写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期间，我作为秘书处工作人员，不能直接参与论战，但是，我可以写学术论文。面对发达国家效率处方限制发展中国家基本生存排放的情况，我从最基本的公理——人权保障出发撰稿发表观点。

　　《京都议定书》的排放贸易机制，就是有钱可以买配额，获取排放权。理论上，没有钱买不起配额，就没有排放权。我在研究中，将排放权分为三部分：生存排放，基本公共服务例如医疗教育、社会秩序维系等所需的排放和市场效率属性的排放。生存排放是基本人权，不可以交易；而且，在基本生存排放上，边际减排的社会福利损失无穷大。基本公共服务属于社会公共选择，不是市场主体交易行为。只有市场效率属性的排放，才可以入市交易。此文在英文刊《国际气候协定：政治、法律与经济学》发表后，我受邀参与国际气候公正与碳公平的合作研究。

　　在气候公正旗帜下，发达国家学者也认同人均趋同理念。英国一家机构提出，发达国家从现在的人均高位减少、发展中国家从人均低位增加，趋同一致而实现碳公平。但是，我们分析认为，发达国家人均高位，有大量的碳资产积累，发展中国家人均低位，缺乏历史碳资产积累。人均趋同，实际上并不公平。我们在国际学术论坛、会议上交流这些分析结果，并刊发文章，强调科学理解碳公平。

　　2000年代中期，中国人均排放已然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再讲碳公平，话语底气趋弱。我们通过分析，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凝聚排放的产品，实际上并没有为中国人所消费，而是转移到发达国家。因而，我们提出转移排放的概念，需要弱化生产侧，强调消费侧核算。多次国际演讲引起了国际知名学者关注，他们主动提出合作撰写论文，以我为第一作者，在英文刊《牛津经济政策评论》刊发，随后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但即使修正核算方法，中国的碳排放仍然居高不下而且快速攀升。需要演绎新的话语构建，使中国仍然站在道义制高点。我们研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能源服务，并不需要碳。气候公正，不在于碳公平，而在于公平获取发展权。于是，在国际重大场合，我们发声：发展中国家不需要碳，需要的是发展。如果发达国家能够低碳，发展中国家也必然能够低碳发展。因而，发达国家需要率先垂范，从而证明低碳也可以发展，后发国家就可以避免高碳发展。

　　同时，我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团队应用西方经济学福利理论的边际分析方法，论证了碳排放的边际福利损失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团队提出，采用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的分配方案。这一方案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全面推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德国、印度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碳预算方案。

　　进入2010年代，零碳可再生能源已经具有市场竞争力。化石能源高安全风险、高污染、高成本，而且碳移除只有投入没有商业收益。此时，我们进一步演绎学术话语，明确提出零碳能源开发利用是高质量发展的机遇，而不是发展的刚性约束。

　　纵观我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发展历程，应该说，我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平台，从公理学理层面，论述发达国家为什么必须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必须以发展为要务，解析中国碳排放快速增长的经济学理性。

　　服务支撑国家决策，学者使命

　　了解西方话语构架和表现方式，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脉络和方法体系，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更好服务支撑国家决策。服从国家利益、维护发展权益、代表民族形象，是一介学人的责任所在，使命使然。许多政府官员和聚焦于国内问题研究的学者，其话语方式的差异，也或许有语言表述的障碍，使得交流沟通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

　　身处这变革的时代，不可能置身于世界变局的潮流之外，老一辈言传身教，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势和西方话语体系的主导，学者就要有担当，需要主动作为。为此，第一要提升原创能力。有原创能力，才能够引领发展，才能有话语地位，才能有定价权。第二要在规则、标准、规范上重塑世界、重塑治理体系。第三要重构话语体系。

　　我一直倡导构建学理基础扎实、公理共识广泛的学术话语，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2008年，国际知名刊物《全球环境变化》邀请我担任副主编，刊发论文《减缓气候变化的福祉分析》；国际顶级学术刊物《科学》和《自然》邀请我撰写专论。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组织方出版的专刊，用一个整版，刊登我关于基本需求和发展权的文章。我关于基本需求、碳公平、发展权、碳预算的概念和分析，对于中国政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这些西方听得懂的中国话语，有理有据、科学客观，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接受，在2007-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谈判期间，我国一些驻外机构也将我的话语表述反馈到国内，受到国内有关部门的认可。

　　中国是世界的一员。不论面临什么困难，中国学者都需要用国际话语，展现学术担当。不是自说自话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讲中国故事，而是要在国际学术参与中，发出具有学理基础和方法特征的中国声音。全球生态文明转型发展，研究与理论范式的创新和变革，也呼唤中国学者的学理性世界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