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如同闯入一座硕大的迷宫。街灯照亮望不见头的街巷，数不清的店铺分布其间，像块块魔方拼图，堆出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从皮筋、钥匙扣到红酒和大力神杯，无论推开哪一扇门，都能看尽一种商品的“前世今生”，再倒上一壶茶，每位店主的生意经都能谈上三天三夜……

　　40年前，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在全国率先创办了小商品市场，开启了“兴商建市”的征程。从最初的“鸡毛换糖”，到如今第六代市场呼之欲出，“小商品王国”的兴盛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春风，离不开领导者的胆识和智慧，也离不开所有“市场人”的奋斗与拼搏。

　　在义乌市场建设40周年之际，记者从书写市场变迁的经典新闻作品中，寻找到4位不同年代、不同领域的市场见证者，透过他们的故事，解密义乌市场的发展密码。

书写“鸡毛换糖”往事

　　“春节前后，大地白雪皑皑。在那银村银树之间，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响得清脆悦耳。这鼓声已经八年不闻，如今听来格外诱人。”

　　那场大雪下在43年前。

　　1979年3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过去3个月。一篇名为《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的文章，刊登在了当日《浙江日报》第2版。洋洋洒洒两千余字，如平地一声惊雷，勾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论。

　　署名，是一个叫杨守春的名字。“一笔账算出来三个利：一利国家，二利集体，三利社员自己。”文中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就像水缸里撒下的明矾，“鸡毛换糖”的是非功过一目了然。

　　写下这篇文章时，杨守春28岁，刚刚成为义乌县委办公室秘书兼报道组成员不到一年。时隔43年，这篇报道被广泛认为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一声呐喊”。正是这一声呐喊，为义乌“敲糖帮”正了名，也为当时已萌发的义乌小商品经济燃起了一把火。

　　成稿之前，杨守春便心知可能引火烧身，思虑很久，仍决定为众人抱薪。杨守春回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鸡毛换糖”行为的态度虽然有了冰雪消融的迹象，但禁令并未消除。农家孩子出身的杨守春深感农民不易，“要不是因为穷苦，谁会愿意离开家乡走街串巷呢?”

　　为了写好新闻稿，杨守春蹲点在廿三里，就住在半屋子堆满鸡毛的村民家隔壁旅馆。身背压力，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明新为他解过围，至1982年，后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也为他正名——“敲糖换鸡毛”不是我们义乌甩不掉的包袱，而是振兴义乌经济的一大优势。1982年4月，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作为常陪书记下乡的工作人员，杨守春一同见证了义乌市场的诞生与发展。

　　1982年8月25日，这是一个义乌人永远会记住的日子，这一天，义乌县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宣布9月5日正式开放湖清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专门划出与新马路接近的湖清门一带让做小商品的摊主摆地摊。

　　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长久的禁令开了一个口子，阵痛随之而来。民间仍有反对的声音。如同当年那场大雪后，思想的坚冰是一点点融化的，市场的大门打开时亦如是。

　　1983年，杨守春周末跟着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到佛堂王宅宝山头下乡调研，路过一家代销店门口，同行的工商部门负责人看到村里居然有两个代销店，马上把店主叫出去责问。当时行政村超开代销店是违法的，但谢高华立马制止工商部门负责人，说道：“他能生存，说明就有存在的需要，你管他干嘛？”时隔年余，全国就发布了废除执行不合时宜的此类工商法规。

　　至今，杨守春仍忘不了与谢高华的一段对话。面对外界压力，谢书记曾问他：“小杨，你怕不怕？”犹如当年一腔孤勇以笔为枪，他坦然道：“书记，你不怕，我也不怕。”

　　1984年，成为义乌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守春，从义乌“鸡毛换糖”的沧桑浮沉中探寻规律，牵头提炼出了“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义乌精神。“现在我还想加上‘包容’‘精进’四字。”杨守春说，市场经济没有围墙，义乌的包容使其把生意做到全世界，而从不停歇的探索和跨越，让其40岁仍饱含青春活力。

　　这份“勇”与“谋”延续到了第六代市场，这座新市场将从展示型贸易向服务型贸易转变，来自全球的采购商可在商城中“一站式”采购、休闲、生活。得知11月25日，国际商贸城五区西侧，全球数贸中心即将破土动工，杨守春如同看到自己一直陪伴成长的孩子跃上了人生新台阶。

初代个体户商海逐浪

　　1978年夏天，电影《红楼梦》在义乌上映。影厅内座无虚席，散场的人们走出影院，仍意犹未尽。此时，一位看自行车的少年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手中拿着的正是印有“宝黛钗”的相片。一张一元，十几张相片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其实，少年只是掩人耳目的代卖者，真正的货主是27岁的农家妇女何海美。

　　前一晚，何海美当兵的哥哥回家探亲，带回了这些稀罕宝贝。“谁想去卖卖试试？”无人应答。唯独何海美胆子大，说：“我去！”忆起当年，正是性子里的那份孤勇，为她日后的商海浮沉埋下了伏笔。

　　电影《红楼梦》在义乌放了三天，刨去分成，何海美净赚三十几元，抵丈夫一个月的工资，她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通过卖照片、挂历等小商品，到1980年，何海美已赚了5万元。但即使腰包鼓了，她的腰杆却硬不起来。因她做的是“地下生意”，属于标准的“投机倒把”。很多新闻报道过冯爱倩拦住谢高华的故事，为了改变东躲西藏的日子，其实何海美也留下了 “农妇拦县委书记”的佳话。

　　1982年中，何海美售卖的尼龙袜再次被没收，正与同伴商量对策时，她忽见县机关大院附近走来了一位“眼熟”的领导，他正是后来推动义乌市场开放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我们的货是从上海拿来的，为什么上海城隍庙可以卖，义乌就不能卖？”被拦住的谢高华抬头看向眼前的陌生女子，说道：“我回去过问一下。”他便走进县机关大院。

　　20多天后，何海美突然收到消息，县政府要在当时南门街的工人影剧院开会。会场人山人海，她只能站在过道听。就在这次会上，谢高华宣布，要引导农民进城经商。当年，何海美就成了第一批拿到营业执照的经营户。比她小几岁的楼香云专卖头花、头纱，年长一些的冯爱倩，经营针线百货。这些与她同时代的“娘子军”们，撑起了日后小商品市场的“半边天”。

　　凭借灵活的头脑、敏感的商业嗅觉，在市场迭代的潮涌中，何海美不断确立新方向。

　　上世纪80年代末，她做出一种“爆款”打褶围巾，在市场中掀起过潮流。何海美仍像当初走街串巷时一样，愿意向大家分享技术，甚至鼓励店内员工自立门户。彼时，整个商城只有七八家围巾经营户，如今这一数字已扩展至3000余家，其中不少都曾师从何海美，义乌围巾的业务量更是占到了全球的70%。

　　1992年，何海美办起义乌罕美服饰有限公司，至2000年，罕美的商品已大量销往韩国、意大利等地。从内贸到外贸，开拓新市场时，她始终抱着初入行的真诚和闯劲儿。外国客商来看货，通常带着翻译，但到何海美店里，员工都能用外语沟通，这是她要求的。“沟通谈判的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顺应时代大潮，近年来，罕美相继登陆各大电商。今年71岁的何海美也从没想过从市场“退休”，她每天雷打不动地去店里转转，还要见缝插针刷上2小时抖音直播。“市场每天都在变化，一天不关注，就被落下了。”眼前的老人穿着色彩明丽的职业套装，头发一丝不苟盘在脑后，面庞上岁月的痕迹被精致妆容掩盖，谈起市场语气铿锵有力。

　　“我把市场当作我自己的眼睛一样。”40年，市场精神融入骨血，做生意已成为何海美看世界的方式。有人问她，义乌市场能繁荣到什么时候？“我说100年里，义乌肯定是第一。”曾经弯着的腰杆早已挺直，充满了自信和底气。

这里充满归属感

　　傍晚5时，义乌市区稠州北路的贝迪餐厅门庭若市，熙攘的人群中，汉语、英语、阿拉伯语此起彼伏，混合着诱人的异域美食香气，让人恍惚不知身处何地。

　　有人将义乌形容为美食的联合国，这与市场的繁荣密不可分。物美价廉的小商品吸引着一批批外商前来，他们在义乌经商、创业、生活，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缤纷的美食文化也随之而来。贝迪餐厅创始人，约旦人穆罕奈德·沙拉比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当初选择义乌，是明智的。”飘香的故事，要从20年前的那个深秋讲起。

　　2002年，24岁的穆罕奈德来到广州，在叔叔的餐厅里做帮工。当年10月，穆罕奈德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房子不高，道路不宽，汽车也不多，一眼望去全是黄包车。”此时，正好是义乌第四代、第五代市场更迭之时，穆罕奈德调研了篁园、宾王市场和新建成的国际商贸城，当即决定与叔叔合伙，开起了义乌首家外国餐厅——“MAEEDA”，选址就在稠州北路235号。这里与义乌市场仅一街之隔。开业当天，当地外商纷至沓来：“终于能在义乌吃上家乡菜了。”

　　彼时中国初入WTO，外商纷纷涌入义乌。作为广州店的分店，“MAEEDA”不仅慰藉了乡愁，还成了贸易的纽带。“很多要来义乌做生意的广州外商，找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接送、吃住、市场调研，一条龙服务。”

　　挣得第一桶金后，2004年穆罕奈德在义乌开起了自己的餐厅——“AQSA”。餐厅的经营状况，如同一张贸易晴雨表：尽管陆续冒出了多家外国餐厅，“AQSA”的日均客流仍不降反增，达到了“MAEEDA”时期的3倍。穆罕奈德将餐馆改名为“花”，并自己设计白色花朵的标志，寓意包容万象的幸福之花、和平之花。

　　这个时候，穆罕奈德也开始尝试做起外贸生意。第一笔买卖，是为沙特阿拉伯一座城市购置门牌号。通过阿里巴巴平台，他找到武义一家工厂，从打样品到生产、运输一手操办，顺利拿下了这笔60多万美元的大单子。“产品不好可以换，平台不行可以换，物流不顺也可以换，选择永远比困难多，义乌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

　　摸爬滚打多年，义乌给了他一种底气，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朵“花”甚至开到了世界论坛上。2014年，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讲述了穆罕奈德在义乌开餐馆的故事，生动阐述了中阿友好关系。

　　到2018年，“花”餐厅再次升级，面积扩大3倍，达1500平方米，并正式更名为“贝迪”餐厅，日均客流量高达2000人次。而此时的义乌，每年来采购的外商已超过56万人次，穆罕奈德这样常住义乌的外籍人士，也有1.5万人。

　　包容的环境和良好的公共服务让他对义乌充满了归属感。“除了做买卖，我们还可以像义乌人一样，在这里买车买房、看病、上学。”穆罕奈德说，这么多年他几乎没遇见过烦心事。无论是涉及个人的签证、就业，还是涉及经营的公安、消防，政府都把服务做到了前面。“义乌是我家，我要努力让这里变得更美好。”

“义新欧”通达世界

　　“铛铛铛……”见到黄伟时，他正弯着手臂弓着腰，拿榔头轻敲车轮。“这是我的‘老伙计’东风7C-5001号型内燃机车。我每月为它清洁保养6次以上，保证它不‘生病’。”

　　这台内燃机是义乌西站唯一的驻站火车头。各类货物，向东通过“义甬舟”出海，向西通过“义新欧”出境，或通过铁路快速运往全国各地，都要靠它。47岁的黄伟，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杭州机辆段驻义乌西站的调机司机长，2014年首趟“义新欧”中欧班列开行，他有幸成了“第一棒”司机。

　　他与火车和市场的渊源，要追溯到儿时。1983年，黄伟的父亲在当时的义乌站客运行李房工作，8岁的黄伟第一次跟着父亲上班，心里藏了不少“为什么”。彼时，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刚成立一年，看到旅客托运货物，他最大的好奇是，这些物品有没有运到外国的？没想到，孩童时的天马行空，多年后一语成真。

　　1993年，18岁的黄伟成为一名铁路货车司机。此时的义乌站已承担起货物集散功能：广东的玩具、温州的眼镜等都在这里中转，再和义乌小商品一起运往重庆、乌鲁木齐等国内城市。

　　“乌鲁木齐？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百货类商品？”同样抱有疑问的还有另一位年轻人冯旭斌，2010年开始接触国际物流后，他发现大量义乌小商品通过铁路和公路，转运到中亚和俄罗斯，中转站正是乌鲁木齐。

　　为什么不选择铁路国际联运？当了解到义乌的铁路国际联运还处于空白阶段，敢为人先的冯旭斌决定创新突破——用火车把义乌小商品卖到国外。

　　冥冥之中，两个年轻人的梦想相遇了。

　　2012年2月28日，筹备两年的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获批成立，创始人正是冯旭斌。天盟二字，寄托了他的期望——“出天山，达欧盟”。

　　此后，筹备“义新欧”成了冯旭斌的心头大事。当时，国内已有从重庆、西安等地发往欧洲的班列。2014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时曾说，当前，中欧货运班列发展势头良好，“义新欧”铁路计划从浙江义乌出发，抵达终点马德里，中方欢迎西班牙积极参与建设和运营，共同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听到这消息我兴奋极了，想不到我的事业竟然能与国家大战略联系在一起。”冯旭斌信心更足了，立即确定当年10月28日开行首趟“义乌—马德里”班列。

　　“途中万一货丢了咋办？”“经过那么多国家，各国海关通关问题如何解决？” 一开始，货源组织并不理想。在10月中旬一次货源对接会上，不少企业负责人提出质疑，甚至纷纷离场。冯旭斌追到了电梯口，红着眼眶打包票：“我写担保书，途中运输、通关出问题，我来赔！”他用搏命的信心和诚意，打动了现场的企业家。

　　2014年11月18日，首趟“义新欧”中欧班列从义乌西站出发。车头驾驶室里坐着的正是黄伟，他成了中欧班列的“第一棒”。

　　黄伟身后的板车上，载着冯旭斌团队组织的82个标准集装箱。21天后，这些货物将到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至此，义乌小商品通过铁轨走出了国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和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通过一条铁路，连在了一起。

　　4个月后，一趟“红酒专列”从马德里出发回到义乌，班列还没到站，车上的红酒就被预订一空。此后，回程班列一趟接一趟，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进口商品馆里，摆满了乘“义新欧”来到义乌的西班牙红酒、德国奶粉……

　　8年来，“义新欧”中欧班列已陆续开行西班牙、俄罗斯等18条点对点直达线路，运输货物上万种，辐射50多个国家、160多个城市。截至11月23日，“义新欧”中欧班列义乌平台累计开行班列4838列，发运39.7万标箱。

　　以梦为马，载着市场的列车，将不断开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