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两浙之地诞生了恢宏的浙学气象，永嘉学派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永嘉之学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浙江温州）地区形成的、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儒家学派。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成为浙东学派的代表，同朱熹道学、陆九渊心学鼎足争鸣，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一座高峰。

　　9月16日，《永嘉学派丛书》首发仪式在杭州举行。这套丛书是目前为止最全面、最完整反映永嘉学派学术脉络的丛书，是从晚清大儒孙衣言、孙诒让整理永嘉学派文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研究整理活动。丛书分成23册影印出版，包括19人35种书，所选底本多为精校本或稀见批注本，为永嘉学派的研究提供系统扎实的文献基础。

　　记者采访了丛书主编、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徐立望，听他讲述这次整理背后的故事。

　　冲云破雾

　　徐立望其实一直沉浸在文献整理的氛围中。在开始编纂《永嘉学派丛书》之前，他刚刚完成了《浙学未刊稿丛编》第二辑书志。

　　2019年8月下旬的某天，当他正在浙江图书馆阅览室里看书时，突然接到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李景文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瑞安市社科联要准备出版一套永嘉学派丛书，询问徐立望是否愿意参与。

　　“我一直对永嘉学派的复兴学者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很感兴趣。”徐立望说。因此，在接到电话后，他没有犹豫，立刻答应了。那时的徐立望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但成书的过程却一波三折。

　　经过一段时间的全力研究，徐立望确定了包括永嘉学派人物、书目及底本的初步方案，并提交给了瑞安市社科联。瑞安方面十分慎重，到了9月中旬，邀请徐立望，还有复旦大学教授吴格、浙江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吴志坚、温州大学教授陈安金和几位当地的学者，讨论成书方案。

　　讨论必然产生争议。有人认为要以长远计，提出出校勘整理本，并借此培育温州当地的古籍整理队伍；有人则认为点校规模较大的丛书，时间和质量较难保证，还是以影印为妥；还有人希望能统合各大图书馆馆藏资源，获得更多珍稀本以推进学术进展；还有专家提醒应当重视传统，做好延续前贤的工作……

　　这样的会议，后来在线上又举行了一次。“大家开诚布公，意见不一，甚至针锋相对。现场没有整齐划一的声音，这样开放的学术交流让我非常感动。”徐立望说。

　　充分吸取各方意见后，在人物著作版本选择上，徐立望最终确定以“精善完足”为第一原则。这意味着《永嘉学派丛书》要兼顾专业性及普及性，不一味追求孤本，而是抉择各书版本综合考量。

　　“我所拟定的版本基本都藏在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温州图书馆、瑞安博物馆等各大公藏机构。”徐立望告诉记者，丛书所选底本既有宋版孤本，也有精校刻本，还有罕见抄本，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多亏了浙江古籍出版社从中斡旋沟通，才保证了各类珍贵底本的获得。后来，古籍社副总编辑况正兵在一次碰面中对他说：“为获得底本，出版社费了老大劲。”这让徐立望至今记忆犹新。

　　唯一由徐立望出面联系的，是《浮沚集》的乾隆武英殿聚珍本。这个版本由孙衣言批校并跋、孙诒让批校，非常珍贵，藏于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徐立望询问古籍部，能否将这本书予以影印，却被告知图书馆已经有孙氏父子批校本的出版计划。通常这种情况，也代表着借书无望。

　　不过，考虑到浙大图书馆与瑞安“玉海楼”藏书的历史渊源，以及出版是为了赓续瑞安丰厚的文化底蕴，古籍部的老师们纷纷支持破例将书籍出借影印。《浮沚集》最终为《永嘉学派丛书》的出版增添了一抹亮色。

　　生生不息

　　采访中，记者在微信上也常向徐立望请教永嘉学派的相关问题。

　　有一次，谈及孙诒让在清末所作诗“万里文明空烈火”时，徐立望这样说：“我非常佩服孙诒让。他可以做中国最高深的学问，但又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实践者。在他身上，看不到所谓传统文化的腐朽性和落后性。他与现代化是不抵触的，能理性地认识到社会进步趋势，他是真正的传统文化的优秀学者。”

　　徐立望主攻近代学术史，并非专门研究永嘉学派。因此，他编纂的《永嘉学派丛书》是从一种独特的近代研究视角切入的。

　　徐立望认为，后世的归纳总结者也是学派的“建构者”，而学派中的人物反而成了“被建构”的对象。建构者有自己的主观立场，往往被建构的人物，不会和所谓“原貌”一模一样。永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派”，也是被建构起来的。

　　将时钟拨回南宋，薛季宣开创了事功之学，陈傅良继之，叶适为集大成者，再由诸多温州士人传承发扬。因今天的温州时称永嘉，永嘉学派也因此得名。

　　叶适生于瑞安，十三岁随父迁居永嘉，自幼家境贫寒。但他有经国安邦的抱负，力主抗金，还立有战功。当时的一些道学家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叶适在《习学记言》中驳斥道，有道德的人并非完全不要功利，而是谋求其利，并将利益让予他人。道德和功利是可以统一的，即为“义利并举”，这也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主张之一。

　　但在南宋末期，理学官学化，永嘉学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沉寂。“南宋叶适为代表的群体是永嘉学派的建构基础，后世各类相关著作的作者为建构者。而最关键的、完成这个建构的，是黄宗羲、全祖望和清末孙诒让等人。”徐立望说。永嘉学派能再次复兴，跟晚清民国以孙衣言、孙诒让等为代表的瑞安籍学者对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密不可分。

　　文化的生命力依赖于一代代人的传承守护。因此，选入丛书的除了永嘉学派核心学人的著作，还包括近代学人如孙衣言等人所撰的永嘉学派学案、学人书目、年谱的稿抄本。“这也是我和纯粹做永嘉学派的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徐立望说。他更强调文献版本的留存过程、学派对现实问题的影响力。这些构成了一个学派的生命力，让它不被历史消亡，直至现在还被世人推崇。

　　古为今用

　　我们站在名为历史的巨人肩上。

　　和这位巨人相遇，难免有万千感慨。进入提要撰写阶段，徐立望对版本价值的阐释，及刊刻、流传情况着力颇多。

　　在整理浙江图书馆所藏的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抄本时，徐立望注意到册一末页粘有民国时期馆员夏定域填写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简表”，上面写着这本书来源是“萧山单氏遗书”，入藏浙图的年月是“民国二十年”。书籍的扉页还题有“余姚黄黎洲先生校本”。

　　这些信息居然和黄群1928年在敬乡楼排印本《习学记言序目》跋语中提及的“萧山单不庵先生藏有抄本……又卷第四十七至卷第五十，凡八卷，题为余姚黄梨洲先生校本”完全吻合。

　　顺藤摸瓜，徐立望进而发现，近代学者吴虞早在1922年的日记中，就记载他从马裕藻那里得到“单不庵得叶水心《习学记言》钞本，现正手自抄之”的消息。

　　原来，单不庵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他1930年病逝后，其藏书被卖与浙图。就在同年12月，蔡元培特意致函马叙伦、沈士远、胡适、马衡四人，告知单氏的藏书下落，称“顷接浙江教育厅长陈布雷先生来函，略谓：‘前承函嘱保存单不庵先生遗书。查是项书籍，共五十三箱，于本年五月间存入省立图书馆，并附书目一本……等语。特此转达，即希察照”。这批珍贵的藏书，在各方努力下，得以安全留存。

　　书简表上，有些许污痕，但印刷的绿色字体和手写的“民国二十二年”依旧清晰。“这些信息与实物互为印证，令今人阅读是书时，触摸到历史的真实，顿生亲近。”徐立望感慨。

　　今天，永嘉学派依然被推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精神内核与浙江的发展路径相吻合。

　　“永嘉学派虽然讲功利，但并不‘唯利是图’，他们对事物有着清晰的判断。”徐立望说。

　　比如在中国近代，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成为我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历史起点之一。正如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所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可以说，这种务实思想，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理性所要求的现实精神，与今天的实事求是精神，一脉相承。

　　从哲学思想看，温州人也深受永嘉学派、浙东事功学的影响。他们强调实事实功，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的创业上反映得淋漓尽致。上世纪80年代，他们以小手艺、小买卖谋生，他们走遍大江南北，丝毫不在乎艰难困苦，也不在乎离家奔波。

　　经过时间的锤炼，永嘉学派已成为浙江精神的重要源泉，铸造了今天浙江人的光荣品格，铸造了见利思义也爱国爱乡的传奇浙商……钱江潮涌，永嘉学派也将如奔腾的潮水，绵延不绝，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