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是一年教师节。他是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他是扎根基层默默耕耘的“老黄牛”，他是我们心中永远敬重的人……本期《钱塘江》以多篇回忆文章讲述我们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师恩难忘，纸短情长。

　　听不懂的课

　　初识徐朔方先生，是在我大学二年级。徐先生是明清文学研究的大家，尤其以戏曲方面为擅长。记得当时徐先生给我们上古代文学基础课，主讲两汉魏晋文学。当时徐先生年近六旬，虽然白发萧萧，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身材不高而敦实。徐先生进得课堂，没看他拿什么讲义，只是带着《古代文学作品选》和几张写满字的纸片，没有什么客套，兀自就开讲了。他的嗓音清亮而略带尖锐。

　　已经不记得徐先生当时上课的具体内容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就没有听懂徐先生的课。这固然与我的鲁钝有关，不过确实有不少同学与我有相同的感受，认为徐先生的课“听不懂”。

　　记得是他讲《史记》，对于教科书上已经系统介绍的司马迁生平、思想，他没有重复讲述，简单带过，接着就讲作品。而讲作品，也不是逐句解释，大凡书中注释详尽的地方，他就略过不讲；而没有注释和注释不确切的地方，徐先生或作补充，或为纠谬。

　　要听懂徐先生的课，得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必须对所讲内容有相当的了解，至少应该大致浏览过教材，这样才能领略徐先生揭示问题的眼光、解决疑难的慧心。这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在当时，习惯了让老师牵着鼻子走的我们，面对徐先生这样看似略无崖际、不成系统的讲解，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还生出一些不满。

　　也有一些同学十分喜欢徐先生的课，认为这样的讲课，才是真正水平的体现，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到了期中，徐先生安排了一次测试，结果班里几乎有一半同学不及格，我的成绩也很糟，少数几个同学却得了高分。下半学期，我逐渐适应了徐先生的讲课方式，知道一点读书的方法，也略窥徐先生治学的门径，才算品到了听徐先生课的味道。

　　我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后来成为徐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在闲谈自己的治学道路时，先生提到，上世纪40年代他考入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听了一位先生连原文带注释照本宣科讲解《庄子·逍遥游》的课后，他产生了与《牡丹亭》的女主人公相同的感受：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他不愿再在中文系读了，转学到了英文系，直到毕业。听了徐先生的这番话，我才领会当初徐先生给我们上课时的良苦用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尤其是大学教育，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

　　行走的课堂

　　“徐老师有一个毛病让我很难过，就是酷爱走路。在杭大时，他经常来到我的房间谈谈，他不喜欢坐着谈，不喜欢空调，最讨厌老专家楼的沙发，夏天十分钟过后，冬天三十分钟过后，他说：‘在外面走着谈谈吧。’于是我们从西溪路走到黄龙洞，约一个小时左右。各位知道，徐老师谈的内容很丰富，但表达很简要，还带有一点儿家乡东阳的口音，像我这样的外国人，面对面谈也不容易理解，走着谈话，我把全身变成耳朵，拼命努力听他的话，总有不少部分听不懂。回到专家楼，满身是汗，累得要死。对当时的我来说，西溪路到黄龙洞这一段路，是我的大学，世界上教育最严厉的大学。”

　　这是日本神奈川大学铃木阳一教授在庆祝徐先生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他的话引发会场一阵会心的笑声。凡是徐先生的弟子，都会有相同的感受。

　　徐先生认为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需要有充沛的体力支持，因此十分注意身体锻炼，夏天游泳，冬天跑步，到了七十多岁，出门还骑车。即便给研究生上课，他也喜欢边走边谈。

　　徐先生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很少，因为他出的专业考卷很独特，内容范围很宽泛，问题角度不拘一格，几乎没办法通过常规的考前准备来应付，更不要说临时突击背书本。徐先生的研究生难考，是出了名的，很多同学知难而退，尽管应试的不少，能列门墙者还是寥寥。学校有关主管部门曾经向徐先生委婉提出降低考试难度，但徐先生照样我行我素，坚持宁缺毋滥。

　　因为及门弟子不多，徐先生也就不在教室正襟危坐地授课，而采用讨论的形式，通常是让学生定期去他家，讨论他事先布置的课题。这样的讨论课一般总会从他家的客厅开始，在他的家门口结束。那时候徐先生的家在道古桥的杭大新村，等到两三个学生到齐，他开个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就会提议出门边走边谈。通常的路线是沿杭大路到宝石山下，再拾阶而上，直到山顶的初阳台，稍作盘桓即下山，有时是原道返回，有时会过紫云洞、黄龙洞而返，等走到徐先生家门口，这一堂课也算结束了。

　　有一段时间，我也住在道古桥，离徐先生住处不远。那时候徐先生体力已衰，腿脚不便，数次摔倒受伤。但他还是坚持走路，好几次独自登上三楼到我家，为的是借书。每当听到他那清亮尖锐的嗓音喊着我的名字，打开门看到他颤颤巍巍地站在面前，我总是又惊又愧，一来担心他走路不稳，发生意外；二来看他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还坚持学术研究，除了钦佩，只有惭愧了。我每次和他说，只要打个电话，他需要什么我马上可以送上门去。他总是呵呵笑着回答：不麻烦你！

　　还有一件让我至今历历在目的往事：在师母不幸病逝后，徐先生年事已高，孑然一身，他的生活令大家担忧。一天傍晚，我去看望先生，才走到门口，就看到中文系王元骧教授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鱼，特地送来给徐先生。王老师是徐先生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而且也是孤身一人。王老师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本不是徐先生的学术同行，但他多次在我面前提到徐先生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达对徐先生的崇敬之情。当时的场景令我十分感动：这一碗鱼，凝聚着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啊！

　　率真的性格

　　徐先生从不客套，说话率真，不假辞色。在徐先生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正与徐先生讨论学术问题，有人敲门，徐先生总是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一条缝，问来人有什么事，不管是熟人还是生客，只要没特别重要的事情，徐先生一般不会让人进门，就隔着纱门，简单将事情说完，道声再见，随手就将门关了。

　　徐先生平素喜走路，路上遇见相识，往往也是微笑点头而已，很少会停下他那急促的脚步，与人寒暄。这就是徐先生的风格，中文系的师生都知道他的脾气，也就见多不怪了。

　　熟悉徐先生的人，经常会听他说两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不知道。”在学术问题上，徐先生决不苟同别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要经过事实的论证；他写文章也从不含糊其词，总是思维绵密，论证充分，观点鲜明；但凡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他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不作无根游谈。

　　有一次，徐先生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你的文章，‘也许’‘可能’用得太多了，既然自己都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呢？”我自己原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加上这些字眼，修辞上显得委婉些，徐先生一针见血的批评，正是发现了我写作时的不自信。

　　上世纪60年代初，徐先生完成《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该书的前言。出版社来信，要求修改。徐先生回信说自己只能重新研究以后才可以修改，怕他们急于出版，不能等待。出版社又来信说可以参考历史学家侯外庐最近发表的有关汤显祖的论文加以修改。徐先生读了侯外庐的论文后认为，他引用的汤显祖诗文，诠释理解往往违背原意。于是徐先生写了论文对侯氏观点予以纠正，并告诉出版社，自己不能按照侯外庐的观点进行修改。徐先生的学术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他在学校为庆祝他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上，笑称自己是个“捣乱分子”。这是徐先生特有的幽默，这种自我解嘲其实表露了他对自己学术个性的自信和坚持。（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本文为作者怀念恩师——我国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浙大人文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徐朔方先生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