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您的外卖到了！”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这句话不知解救了多少不想出门的宅男宅女。

　　外卖这一古老的业态，可追溯至宋代。只是那时，外卖叫做“索唤”。前段时间的热播剧《梦华录》中，永安楼便有“索唤”服务。张择端在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上也给我们留下了外卖小哥的形象——腰扎围裙，一手端碗，一手握筷，步行送餐。而如今，我们见到的外卖小哥，则是身穿或黄、或绿、或红的外卖服，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外卖业态呈井喷式发展。2021年中国外卖市场交易规模达9300多亿元；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4.69亿；中国外卖小哥有700多万名。为了撑起这一庞大的业态，外卖小哥在其中承担了重任。

　　外卖小哥大都来自哪里？为何选择这份职业？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怎样？在跑单中有何故事？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是否满意？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外卖》带给了我们答案。

　　全书用了“没有选择的选择”“外卖箱上的征婚广告”“多想城里有个家”等9个章节、24万多字，通过不同的角度勾勒出了外卖小哥的群像，还原了他们的酸甜苦辣，让读者沉浸式地体验了一把他们的苦与累、笑与爱。记者也采访了这本书的作者杨丽萍，在交流中，与她一起重温了那段采访时光。

　　“我必须要采访得

　　足够多”

　　在此之前，杨丽萍曾写过《快递中国》一书。那时起，她便对快递小哥这一群体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总会情不自禁地去关注他们。

　　“我生在辽宁阜新，很多同学的父亲都是矿工，我对那一阶层有种天然的亲近感。”杨丽萍说，阜新上世纪中叶以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而闻名，但随着资源枯竭，很多身边人被迫下岗，一度以蹬三轮、拉板车为生。所以，她深知生活的不易，也更愿意为普通打工者发声。

　　2020年1月27日，这部反映外卖小哥的报告文学开始动工，但这次的采访却困难重重。“对小哥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占用他的时间就等于耽误他们赚钱，我于心不忍。”杨丽萍回忆起了最开始采访时的窘境。

　　当初不了解外卖小哥的生活和工作规律，好几次都是在上午不到9时拨打对方电话，他们被从睡梦中叫醒，声音慵懒，蒙头蒙脑，有点不快，甚至于恼火。中午11时左右和下午1时左右时，他们又忙于奔波，经常挂断她的采访电话。杨丽萍最终将采访时间确定为上午9时到10时半，避开他们送餐的高峰期。

　　除了时间问题，最难的还属寻找采访对象。“送外卖又不是中了高考状元、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算不得特别出彩的事，他们既不愿被宣传，也不愿意被关注。”杨丽萍说。再有就是一些外卖平台本身有所顾虑，对媒体采访，制定了一些限制。

　　这些难题对于当过20多年特稿记者的杨丽萍来说，还是有很多解决途径。在翻看了大量媒体报道和抖音视频后，她最终找到了兼具故事性和代表性的刘海燕、王涛、赵盈盈、王建生、李帮勇、阿龙等主人公。

　　“我还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一个‘瓜’后摸下去。”杨丽萍每采访一位小哥，都会询问他周围其他小哥的情况，看是否能继续找到有故事的采访对象。采访外卖领域首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增光后，又通过他找到他的父亲、舅舅和表弟，他们也在做外卖；在找到主人公宋北京后，经过介绍，又采访到了他的两个哥哥；在找到主人公胡超超后，有幸又采访到了“外卖兄弟连”的其他兄弟。

　　“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群体，我必须要采访得足够多。”两年时间，杨丽萍搜集了近百人的故事，录音整理多达近百万字，写进作品的有名有姓的约40人。一位作家朋友在读过后对她说，“丽萍，你这样写作实在是太辛苦了，让人看着都心疼。以后不要写这种选题了。”

　　但她却觉得，这样的写作才更有价值和意义。“一位朋友跟我说，她过去点外卖经常会催单，读过这部作品后，接到外卖小哥抱歉的电话，她会说，‘不着急，路上小心。’”杨丽萍说，如果这部作品能令许多人难忘，能够知道包容和关爱，那便一切都值得。

　　“每一个故事都

　　让我难忘”

　　书中所记录的外卖小哥，他们渴望改变现在的生活，愿意为家人无私付出，对陌生人主动伸出援手，在疫情和危难中敢于担当，虽然是一个个平凡的普通人，身上却闪烁着温暖动人的人性光芒。

　　“写进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让我难忘。”杨丽萍说，如果一定要讲一位最让她动容的主人公，应该就是右手有些残疾的李帮勇。他花8万元彩礼娶的老婆，却在生下女儿后才7个月就跑掉了。女儿还不到两周岁时，他便背着她做外卖。2020年7月，杨丽萍在嘉兴中和广场采访李帮勇时，他的女儿已经4岁了。

　　“夜深了，狂风大作，风扯起他们父女的雨衣，雨点噼里啪啦打下来，小梓涵吓得嚎啕大哭，他目视前方，咬紧牙关向前冲去……”书中这样的细节描写很多，紧紧揪着读者的心。

　　在杨丽萍的笔下，送外卖，是很多人没有选择的选择。它绝不是什么金光大道，而是一条走出贫困的羊肠小道、脱离困厄的小舢板。

　　一个人苦味尝得越多,对甜的渴望就愈是厉害。而爱情的甜，对外卖小哥来说，饱含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有人认为外卖小哥收入高，接触人多，每天要跟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打交道，找个对象应该不难。也有许多人认为他们收入不少，可是没文化，工作没技术含量，拼的是体力，赚的是辛苦钱，属于高危行业，且社会地位和上升的天花板都极低，没什么未来。但现实中，外卖小哥的爱情却不像朝霞那般浪漫，而是扎根于泥土，默然地成熟。

　　“本人年龄29岁，工资13000元/月，老家河南。希望另一半善良可爱，本科、硕士、博士勿扰……”2021年春，上海，一位饿了么小哥的外卖箱格外引人注目，箱上贴了张白纸，用红字和黑字写着自己的“征婚广告”，想要觅得一位良人。而杭州外卖小哥袁绪楠则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对一位刚开始做外卖的女骑手一见钟情。从此，关注她、帮她修车、替她解决送外卖中遇到的难题……一次次笨拙而贴心的关怀，最终俘获了女骑手的芳心。

　　“他们的爱情，没有太多的花样，他们只想在飘摇的生活中，寻得一份安稳与幸福。”杨丽萍说。

　　平日里奔波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在疫情下，也可以是“封城”中的“摆渡人”。

　　2020年2月，外卖小哥王涛成为武汉最被需要的人之一。在武汉“封城”的70多天里，王涛跑了800多单，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跑了5000多公里。他顶着刺骨的寒风，为隔离在家的市民奔波于各大药店和医院排队买药。他把自己的电话设为热线后，不管午夜还是凌晨，他的手机都会像空袭警报似地响起。

　　杨丽萍说，隔离期间，一位外卖小哥一天可减少25人出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们，将有多少人难以度过那段日子。

　　“外卖小哥终于可以被

　　更多人关注”

　　这些刻骨铭心的采访经历，让杨丽萍跟许多外卖小哥都保持着联系。上海疫情期间，宋增光做了志愿者，变成了“大白”，他的母亲和舅妈先后被确诊新冠，进了隔离点。王涛仍然边做外卖，边做自媒体。楚学宝由跑商超转为跑众包，他说两者收入差不多，跑众包时间灵活，也比较轻松。张伟超已带着生病的孩子离开了上海，回到了南昌。张伟超还在送外卖，孩子以中药治疗为主。

　　“其实，最让我欣慰的是，外卖小哥终于可以被更多人关注，他们中很多人，都收到了来自社会上的善意。”杨丽萍说，前两天上海一位女记者给她转来2000元，让她代为转交给李帮勇，还留言：“麻烦您替我转告他，以后孩子大了用钱的地方多。我也是一点点小心意。告诉他再艰难一定要让孩子多读书，考高中、考大学，家里有困难不怕，会有人尽力帮的。”此后，杨丽萍打电话给李帮勇得知，前两天还有人通过派出所找到他，给孩子送来了玩具。

　　“外卖诗人”王计兵在采访时，曾跟杨丽萍谈过出诗集是他写作的终极梦想，但是要很多钱，他出不起。《中国外卖》出版后，先后有6家出版社找他出诗集，他选择了其中一家，之前一直没有实现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这几年因为疫情，很多人都过得很艰难，有人可能比较悲观。但外卖小哥身上却有着最能打动人的一点：生活不论多么艰辛，他们都在很用力地活着。一条条车道上奔跑的电动车，就是一种向上的人生态度。

　　根据《阿里巴巴本地生活骑手就业扶贫报告》和《2020年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画像：外卖骑手九成以上为男性，八成来自农村，有60%来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根据美团《2019年外卖骑手就业扶贫报告》和《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画像，有25.7万人曾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其中25.3万人实现脱贫，脱贫比例高达98.4%。

　　外卖，看似无奈，却是美好生活的起点。外卖小哥在这里点燃希望，找到了安稳与尊严，突破困境的茧，蝶变成了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