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从懂事开始，没有一天离开过笔。解放前读初小时，用含有白色粉末的小石头当笔，写在半尺宽、不到一市尺长的小石板上。语文、算术考试，我们把答案写在小石板上，然后把小石板举起来，给老师看，听老师打分。现在条件好了，用电脑写作，因为我的口音、拼音不准确，我便用汉王笔在电脑上写。笔是我表达思想的第一工具。朋友讲，笔是我的“老性命”，也有道理。人家是马不停蹄，我是笔不停写，几十年来，发表了的1200多万字，出版了《邓伟志全集》25卷。

　　我1960年本科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3月下旬毕业论文刚交上去，3月30日我便被分配到全国第一家毛主席著作学习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习室是为迎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而设的。迎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说明第四卷还没出版。于是我自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我夜以继日、一张不漏地翻阅了1945年以后的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华北《人民日报》以及国民党的报纸。两党的报纸一对比，促使我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

　　1960年6月10日，我的毕业论文《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忽然发表在当时位居全国学术刊物前三名的《学术月刊》上。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当时在大学生中也引起了小小的轰动。现在看，此文多少有点“左”的成分。1962年，我被调进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一组。这个组对外称“一组”，对内称“学习组”。学习组除组长外，三个组员一人读《马恩全集》；一人读《列宁全集》，这就是我；还有一位读《斯大林全集》。当时我还没成家，有的是时间，我匆匆通读了一遍以后，反复读了列宁“十月革命”前后的著作十来卷。

　　《毛泽东选集》加《列宁全集》让我坚定了对科学共产主义的信仰。因此我对1991年以后一些人对列宁的批判不太满意，认为他们有以偏概全的毛病。列宁谈了那么多“自由”，有人却认为他反对自由；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时多次肯定布哈林的可爱之处，却有人说他犯有全盘否定布哈林之“罪”。我总觉得批判列宁者似乎没读多少列宁的书。马列主义需要与时俱进，不是吗？他们不了解一二百年后的“数字化”，但我坚信其主流是推翻不了的真理。

　　“邓氏三论”的前前后后

　　“文革”期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开始给自然科学家“出路”，可是很多社会科学家还在“牛棚”里。我坚信“自然科学保险，社会科学危险”，恰巧此时毛主席指示要研究“四大起源”，于是我就改行搞自然科学，主笔写了《天体的来龙去脉》《人类的继往开来》两本书，并参与了《自然辩证法》杂志的编辑工作。

　　由于搞了自然科学，在“文革”中就少写了错误文章。1977年元旦刚过，我就被调到红旗杂志社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1978年初又被借调到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身边，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简报工作。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时，我在友谊宾馆听了中央党校吴江的报告，胆子开始大起来，写了《越鸿沟记》。

　　做学问不可能没争议，争议也可以成为推力，推动逻辑更严密、概念更准确。一触即跳不是学者应有的气度。1980年，我提笔写了《家庭的淡化问题》，发表在《文汇报》上。社会上对这篇文章讨论得正热闹时，我又发了《淡化当官心理》。在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快成天文数字的时候，这篇文章又出现了正反两种意见，甚至出现了扣政治帽子的现象。我牢记毛主席“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教导，来了个对商榷的商榷，写了《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又引发了一场争论。好在胡耀邦同志认为我这篇文章对于“繁荣学术事业、贯彻‘双百’方针是有益的”，《文汇报》发了几篇支持我观点的文章。接着，有文章概括出“邓氏三论”，称我是“思想界的男子汉”。

　　《不创新，毋宁死》一书的由来

　　我大学毕业后接触的大学问家比较多，他们都教导我写文章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吃人家嚼过的馍”，陈言务去。还有位笔杆子告诉我：“大文章（指套话连篇的长文）是小文章（看几句就不看了），小文章（指言之有物的有新意的短文）是大文章（读者会从头看到尾）。”前辈的话让我刻骨铭心。

　　1999年我写了篇《不创新，毋宁死》，提倡理论创新。一位我熟悉的领导看了，半开玩笑地说：“我没创新，不还活得好好的嘛！”下面的人闻风而动，“拾个棒子认个‘针’（真）”，立即要发表我文章的刊物主编检讨，声称文章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主编思来想去，觉得文章没什么大错，迟迟不检讨。好在他的顶头上司开明，对主编说：“你就承认‘知识不足’，我们就可以汇报上去说你检讨了。”

　　因为没有对我当面批评，我故意在会上讲：“有人随意把无产阶级自由化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怕争论，公开发表文章说：“我的名字叫邓伟志，号叫‘邓争议’。”我尊重批评，但不轻信批评，学会分辨米粒与稻壳。

　　理论不仅贵在创新，而且还要勇于坚持创新。放弃真理就是学术变节。我一不做、二不休，在《人民政协报》头版发表了《敏感点是学术生长点》。“不确定因素”不是护身符，理论界有责任从“不确定因素”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我锲而不舍，陆续在另外一些报刊上为创新大声疾呼，铁杵成针，于2006年出了本名为《不创新，毋宁死》的小集子。

　　“贫困社会学家”的光荣称号

　　有人戏称我为“贫困社会学家”，不是空穴来风。一则是因为我为一个理论团体题词：“生活简单点，头脑复杂点”；二则是我写过《论乞丐》等数十篇论述共同富裕的文章。社会学讲“社会平衡论”。不平则鸣，不平社会不太平。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大写多写共同富裕。

　　有人在会上着重批评“仇富”，不提“嫌贫”。我立即发言讲：“先有嫌贫，后有仇富。嫌贫、欺贫、压贫是矛盾主要方面。”

　　讲人均收入是应该的，但是只讲人均不讲差距是片面的，是脱离实际的。我曾在广东西部一个县的县报上看到一个段子，触动我灵魂。报上写道：“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是张百万。”中国社会的收入结构一度是哑铃型，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不要说作为一名学者，就是没文化的人，也在为这个问题着急。

　　我为什么关心共同富裕问题，是因为我访问、调查过贫困地区。上世纪80年代初，我跟随领导去过因缺水一年只洗三四次脸的地区。他们家家没衣柜，就拉了一根绳子。一个人只有两件衣裳：冬天穿棉衣，把单衣挂在绳子上；夏天穿单衣，把棉衣挂在绳子上。我还去过1953年之前男女老少从来没有吃过一粒米、没有穿过一件衣的少数民族地区。《孟子》里有句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穷得没有裤子，怎么成尧舜？“情动而辞发”，我毅然决然提笔论述实现共同富裕的迫切性。

　　有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呢？有！1963年，我跟随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罗毅和浙江社教副团长陈伟达在浙江萧山县搞社教，参加他们的三级干部会。台下除女同志穿上衣外，男同志几乎都赤膊，背上、脖子上的刮痧“昭然若揭”。可后来萧山县改区，如今位列“综合实力百强区”第5名，先富帮后富，正在成为共同富裕的领头雁。前面提到的1953年前不穿衣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今青年人手机比我会玩，人车比不比大城市低。中国缩小阶层差距、界别差距、地区差距，实现“环球同此凉热”，指日可待！

　　为社会治理进言

　　我的本职工作是从事社会学研究。几十年来，我同社会学界同仁一起为改进社会治理出大力、流大汗。

　　以文传意。1986年，我在珠海的刊物上提出“社会改革”。上世纪80年代，在有人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忽视市场经济时，我遵照党中央的革新精神，多次著文为市场经济鼓与呼。在出现只注重市场经济、忽视社会建设的现象时，我出版了《市场经济的若干社会功能》一书，获中国图书奖。在社会上流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并争夺这句话的发明权时，我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从根本上说，应当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在出现过度行政化苗头时，我大胆提出在社会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社团作用，提出成年人参加5个社团，社会才能活跃起来。在讨论法治、人治时，1994年6月1日，我在《团结报》发表文章，加了条“德治”。后来对德治展开讨论时，2001年，我又在《民主》4期上发表了《德治的重心在哪里》。在腐败滋生时，我写过《廉政十法》，为多家报刊转载。为了落实“人民至上”，我论证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定权之间的关系，强调当务之急是应当扩大知情权，不知情谈不上参与、监督。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之后，我欣喜若狂，接二连三写了几本有关和谐社会的书。在形式主义泛滥时，我开“顶风船”，批评有些人在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呼吁简化繁文缛节。在网络兴起时，我提出过去社会学只讲血缘、地缘、业缘，现在应破茧化蝶，加个“网缘”。近来，元宇宙开辟了一个“虚拟世界”，我又从社会学角度提出《元宇宙的社会学之问》，迎接元宇宙光临人间。

　　学而不思则罔。我笔写我思。“读+走→写”是我的治学方程式。现在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只要一息尚存，还要继续把点滴的思绪写出来，请读者评议。人民是最高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