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农村的孩子，求学生活艰难，高中三年当班长，缺鞋穿，同学们叫我“赤脚班长”。这也有个好处，磨练意志，刻苦学习，励志向上。1956年高中一毕业就入党，入党誓词决定了我的政治信仰。同年，我考上北大哲学系，1961年毕业留校读研究生，有幸成为冯定的开门弟子之一，他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科的重要代表，从本科听他讲课算起有8年光景。师从冯定，我获得三大教益：一是懂得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面看问题的辩证法。他写的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格的文章，在新中国初期的理论界一花独秀。二是懂得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他写的《平凡的真理》树立了榜样。三是懂得任何时候都要理论联系实际，践行毛泽东讲的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去的要求。他对我的学业指导和言传身教令我终生难忘。平心而论，这对我从研究哲学转而研究党史是有很大帮助的。如果说我个人在党史研究方面有什么擅长之处，主要得益于哲学的功底。

　　参加工作以后，有两位大师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位是胡绳，一位是胡乔木。我搞党史本来是“半路出家”，党史研究的思维、思路和哲学研究不一样，搞党史比较注重史料，哲学研究比较注重理论的分析，怎样把两者结合起来，是我需要解决的问题。胡绳是我没有拜师的导师，在他手下工作的10多年间，他那善于分析说理的抽象思维能力，与时俱进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由深厚学问功底形成独具特色的历史眼光，无处不闪烁着具有智慧的新论卓识，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的缜密文字功夫，令我感佩敬仰。他的道德文章，成为照亮我们后辈学术道路的明灯。他把史料提到一个高度来作理论性分析，这样层次就高了。我做党史研究，正是按照胡绳的要求，既注意发现新的历史史料，又对史料作一些比较深的分析，由史论点理。我的文章不是单纯堆历史资料，这一点是学胡绳的。

　　我曾两度在乔木同志手下工作，一是1979年10月起参加他具体负责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工作20个月，二是1989年1月至1992年9月他谢世西去，这前后几年的耳提面命，所受之益乃“不是导师的导师”的教诲。乔木同志对编写党史本子，很强调对于史实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的见解，要有生动的场景描写，要将历史人物写活，要有提神之笔，不能总是陈言老调。

　　得益于恩师们的指点，我逐渐萌生了这样的理念，即党史工作者应由概念党史经过体验党史，形成形象党史，再来叙述和理论党史。

　　二

　　实现乔木同志对编写党史的要求不容易。1995年初，我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调至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编修党史工作，感到传统的党史出版物太概念化，大多数是“就史论史”，这与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任主任的乔木同志的要求距离较大。深入研究党史应尽量走出“书斋”，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现场，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可靠材料。经历了一番实际体验而写的党史，就会减少概念化和陈旧感。这是我提出“走走党史”的缘由。光用史料，没有理论分析，起步和站位不高，很难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水平。通过“走走党史”由概念党史到形象党史，再到理论党史，这对写党史是一个提高过程。

　　“走走党史”，首先选择长征路。红军长征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史上和世界战争史上创造的伟大奇迹，是党的波澜壮阔、艰苦卓绝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华章。2003年3月至2013年10月，我断断续续地前后走了10年，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还有西路军的主要路段和重大事件发生地，都到现场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

　　10年考察研究，对红军长征有不少新的体悟。比如：一是提出红军长征的若干基本概念和基本内涵，如红军长征的主体是“3＋1”的长征，长征的出发地是多元的，长征目的地是滚动的，最后才确定陕北为落脚点等。二是提出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与遵义会议前后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有密切关系，两者如红花与绿叶。三是提出应将张国焘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与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历史作用加以区别，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四是提出西路军是红军长征的尾声，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应包括序曲、主戏和尾声。五是亲身体验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和经受的艰难困苦，对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形成具有个人考察特色的独家解读。考察研究成果汇集在《长征行》增订本中，该书摆脱了传统党史出版物的概念化表述，是从“书斋写史”向“走走党史”转变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初版获得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

　　从形象党史到理论党史，又是一个升华。从2004年9月直至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的前后8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一直是我的研究和写作重点。先是与龚育之作为首席专家共同参与北京市委宣传部和社科联承担的中央“马工程”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2007年他去世后，我独自担当。这个课题历时5年，在龚育之指导下，我负责宏观策划，谋篇布局，酝酿思想，统改全书。在对书稿的审读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品力作，是同一课题研究的优秀著作；全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成果的阐发论证正确而深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概括全面而系统；论述坚持史论结合，有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深刻感。

　　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提出了这样几个创新性观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承系统不是独脉单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化和时代化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的内容，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两大体系。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及其成果作了数字化概括，便于读者简约了解和记住我们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三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问题，又要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之马克思主义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四是通过历史考察，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进行辨析。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落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奋斗目标上，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中国梦”讲话的当天晚上，就写了3000多字的理论文章《伟大的中国梦》，第二天率先在全国性报刊媒体刊登。这是我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

　　三

　　研究党史要研究党的理论，使我们研究党史的站位高一点，尤其要加强基本理论层面和党建层面研究。我比较早就有大党史观视域，所谓大党史观，除了传统的对党的人物和党的历史研究，还必须有党的理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力求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在党的建设研究方面，我主要提出这样一些观点：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强大的一个重要秘笈，古田会议决议实现从政治建党到独创性的思想建党的跨越，成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整风运动既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主要载体，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的伟大创造，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有多重功绩；“三次对谈”（“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三面历史镜子”（李自成的农民军、蒋介石的国民党和苏联、东欧易帜剧变）和“两个周期率现象”（过“执政关”和“富裕关”），与“两个务必”思想一脉相通，是中国共产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重要法宝。

　　在党的理论研究方面，就党的指导思想而言，我作了贯通性研究，主要提出这样一些观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之后一次性完成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是个历史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因而“政策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中介”；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而且是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之根；党的指导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不但要有重大理论创新，还要有公认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显著标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实现国家稳定、党内团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挥了“定海神针”作用，彰显着我们党极高的智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一系列原创性思想和标志性成果，并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我认为这就是党的百年奋斗在指导思想上的第三次飞跃。

　　研究无止境，思想乐趣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祖宗马克思讲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是我上北大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立下的座右铭，也是我一生的学术追求，驱使我迄今耄耋之龄还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