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衙庄，现在是看不见庄了。杭州清泰门旁，贴沙河边，仍有以此命名的公园。历史上的金衙庄则为钱塘人（一说仁和人）金学曾所建，时间是在明代万历年间。金学曾，字子鲁，他辞官回乡，闲居杭州期间，为自己的父母建起了这座规模颇大的庄园。由于他曾是衙门大官，所以，杭州百姓称此庄园为金衙庄。后来，他被朝廷重新起用，告别金衙庄前往南方出任福建巡抚一职，并在任上做了一件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巡抚堪称封疆大吏，后世官修的家乡方志上都会有重点记载。《康熙钱塘志》《乾隆杭州府志》都说：金学曾在福建抗击倭寇“有井子湾、澎湖之捷”；实施的屯、盐二法“闽人至今赖之”。《乾隆杭州府志》更赞扬说：“学曾功在八闽。”

　　但是，作为杭州人的金学曾，在闽还有一项大功绩，那就是在福建引进并大力推广番薯的种植。此事被称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却不被家乡的方志所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图书馆从民间征集到一本完整的古籍——《金薯传习录》，后来知道它已是世上“孤本”（另有两个残本，均只有下卷没有上卷）。该书发现之前，学界虽然知道番薯是明朝万历年间引入中国大陆的，并有多条途径，但是，对番薯引进的具体路径和推广途径等历史细节则知之甚少。此书则详细记载了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长乐的陈振龙、陈经纶父子与杭州金衙庄主人金学曾一起推动引进、推广番薯的生动故事，并附有相关的原始档案。

　　郭沫若先生获知此事后，曾于1962年冬前往福建省图书馆查阅此书。次年，他为此书填了一首词——《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

　　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

　　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

　　三七〇年一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

　　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

　　原产地，南美北。

　　输入者，华侨力。

　　陈振龙，本是福建省籍。

　　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

　　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1982年10月，在农学专家吴德铎先生的推荐下，农业出版社将《金薯传习录》列入“中国农学珍本丛刊”出版（印了2800册）。此后，该书便成了农学界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

　　不过，可能是由于金学曾封建官僚身份的缘故，今人往往把“堪比神农”的赞词送给陈振龙、陈经纶父子，但是，细读《金薯传习录》一书，笔者发现：在引进番薯尤其是在推广番薯的种植上，金学曾所起作用不容小觑。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因耕地稀少，粮食产量无法满足全省需求，所以，早在明代，就有不少福建人出洋谋生，陈振龙就是其中一员。他在吕宋（今菲律宾）经商时，发现当地的丘陵、山间都种有一种叫朱薯（也叫红薯）的作物，当地人告诉说：“朱薯可以替代米粮，而且产量很高。”陈振龙想到家乡山多，正可以引进这样的作物，便详细打听了朱薯的种植方法。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五月，陈振龙在吕宋私下买了朱薯藤苗，将其带回福建。当时，福建巡抚金学曾正在向知识界征求赈济粮荒的良策。当年六月初一日，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时为县学生员，即俗称的秀才），便向巡抚递交了一份推广种植朱薯的建议书。

　　巡抚金学曾阅看此建议书后，当即作如下批示：

　　据禀，夷国之薯，气味甘平，可补谷食之不逮。该生涉险带种而归，事属义举。诚恐土性不合，所献薯藤是否可种，可传尔父：既为民食计，速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另行通饬。

　　可见，金学曾当时很谨慎，担心福建的土壤是否适合朱薯生长，因此要陈振龙父子先去试种一下，成功了再向各县推广。

　　看了批示后，陈振龙父子即在自家屋后“纱帽池舍傍隙地”种上了朱薯。4个月后，从地里挖出不少朱薯，大的圆的像拳头，小的长的像手臂。陈经纶于当年十一月向金学曾提交了书面报告，告知成功喜讯，并送上了新收获的朱薯。

　　金学曾生平第一次品尝煮熟的朱薯，口感甚好，马上又在陈经纶的报告上写下批示：

　　深洋涉险，七日返棹，虽曰人事，实获天恩。所呈地瓜剖煮而食，味果甘平，可佐谷食。该生沥陈六益八利，洵不虚也。如禀，准饬各属依法栽种。第查，禀内“南北东西无地不宜”之语，但南方气暖，易于栽培；北地严寒，恐难生发。如果西北咸宜，其功不在树艺之下。俟各属造报，再有效验，另行具题可也。

　　为了指导各属依法栽种，金学曾后来又将陈振龙父子提供的朱薯种植方法总结成一篇长文《海外新传七则》，详细介绍了朱薯的育种、栽培、贮存等具体做法。文中还提到：“薯传外番，因名番薯。”原来，“番薯”的大名还是杭州人金学曾取的！

　　次年（1594），福建各地开始试种番薯，以中丞署名的《海外新传七则》则作为农技指导书，也下发到各地。这年，福建各地遭遇大旱，由于番薯属耐旱作物，“秋收大获，远近食裕，荒年不为害”，闽人感恩便将番薯改称为“金薯”。《金薯传习录》收录有多首来自民间的《金薯歌》，以下摘录几句歌词，也可见民间对金薯的感激之情。

　　抚闽使者著循良，得兹嘉植于海洋。

　　割藤剪蔓储筥筐，治畦布种依高岗。

　　秋收不用斗石量，牛车前后遥相望。

　　珊瑚累寔孕天浆，饔飧佐食熙春阳。

　　酿随椒醑荐馨香，民思功德久不忘。

　　闽地金薯流出福建的第一站是浙江，清康熙元年（1662）陈振龙、陈经纶的后代陈以柱，委托一位叫徐瑗的乡人将金薯种苗和金学曾所撰《海外新传七则》带到浙江鄞县，指导当地人在贫瘠土地上广种番薯。起初，鄞县人颇有怀疑，认为这样的土地种不出这么大的果实。不料，到了秋收时，挖出的番薯比闽地所产还要大。浙江丘陵、山坡种植番薯的历史就此开启。

　　乾隆十四年（1749），陈以柱的儿子陈世元（也是《金薯传习录》一书的编著者）客居山东胶州，目睹了当地接连遭遇旱涝灾害和蝗灾的惨象，他联想到金学曾所撰《海外新传七则》中有这样一句话“薯苗入地即活，东西南北，无地不宜”，便邀约同伴余瑞元、刘曦，“于次年捐资运种，及应用犁锄、铁耙等器，复募习惯种薯数人同往胶州之古镇，依法试栽”。这个“依法”，依的就是金学曾的《海外新传七则》。古镇之人都不相信他们的举动，由于胶州沙土很适合种番薯，加上土地肥沃，秋收时，挖出的番薯特别巨大，惊呆了当地的人。

　　此后，陈世元的儿子陈云、陈燮等，又将金薯和《海外新传七则》先后带到了河南朱仙镇、河北通州以及北京齐化门外。各地试种的成功，大大推升了当地人种金薯的热情。《海外新传七则》所说“薯苗入地即活，东西南北，无地不宜”的话，也在南北多地得到了验证。

　　清朝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史无前例地突破了1亿，达到了1.4亿；道光年间人口更是超过了4亿。这表明曾长期制约我国人口增长的粮食瓶颈，此时已被有效突破。当然，这与明朝晚期引入番薯、玉蜀黍（尤其是番薯）等高产作物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朝晚期，番薯引入中国大陆有多条路径：有从缅甸引入云南的，有从越南引入广东的。不过，学界公认的是：陈振龙、陈经纶父子从吕宋引入福建的这条路径影响最大，传播最广。

　　陈氏父子这条引进路径，之所以影响大、传播广，就是因为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如果没有金学曾，陈氏父子的番薯种植可能也就局限在自己的家乡了。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的是：他们去各地推广番薯种植，总是带着金学曾的《海外新传七则》，毕竟在那个时代，只有带有官方认证的科普文章才更使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