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15日，《浙江通志》首发式暨编纂工作总结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之后，《浙江通志》研讨会随即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省内外有关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就《浙江通志》的编纂成就和编纂特色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浙江通志》的编纂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本报今天刊登与会嘉宾的发言摘要。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一级巡视员、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中国地方志》主编邱新立——

　　“文化高地建设的一座耀眼丰碑”

　　浙江是全国闻名的“方志之乡”。2000多年前，中国地方志诞生于浙江绍兴，《越绝书》成为“方志之祖”；南宋时，“临安三志”和“会稽二志”成为中国传统方志的定型之作；清代，绍兴人章学诚成为中国方志学奠基人。历史上，浙江方志名家辈出，方志名作迭现。

　　进入21世纪，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编纂《浙江通志》的重大决策，这是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标志性工程，也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浙江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浙江通志》编纂工作十分重视，在各个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促使《浙江通志》编纂工作开展得又好又快。此次《浙江通志》首发式暨编纂工作总结大会的召开，再次体现出浙江省委、省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与会领导对《浙江通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听了都深受鼓舞。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编纂《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重大决定，这是第一部全国性志书，我参与了《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行政组织和编纂业务工作，对修志之难有了进一步的体会。结合《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编纂体会，对照我所了解的《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我对《浙江通志》的编纂成就和编纂特点有了更深的认识。

　　从总体上讲，《浙江通志》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特色鲜明，诸多创新，质量上乘，值得推崇。正如与会领导在《浙江通志》首发式暨编纂工作总结大会上所言，《浙江通志》必将成为浙江省“文化高地建设的一座耀眼丰碑”，“将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两块碑”既让人敬仰，同时也是浙江为全国地方志事业提供的宝贵的“浙江经验”。

　　下一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中国地方志》和《方志中国》等媒体上或以专栏、或以专刊的方式，向全国各地全面介绍、宣传《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经验，供各地学习、借鉴。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陈华——

　　给全国地方志编纂带来启发与教益

　　《浙江通志》全面完成编纂出版任务，可喜可贺。我从两个方面谈谈体会：

　　第一，该志书编纂的特点。一是卷数多、体量大。《浙江通志》113卷131册，共1.13亿字，这是本人已知完成出版的首轮、二轮省级志书中体量最大的一部（总篇幅是其他省志的2至4倍），是省志中的“巨无霸”。二是速度快、效率高。首轮、二轮省级志书编纂时间一般为20年左右。《浙江通志》在篇幅比其他省志成倍增加的情况下，只用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便完成了编纂出版任务，所用时间仅为其他省志的一半，《浙江通志》的编纂速度与效率可见一斑。三是编纂精、质量高。本人曾仔细阅读过该书的其中一卷《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撰写了读后感。从其他同行撰写的关于该书的评析文章以及其他方面对该书的评价来看，大家也都认为《浙江通志》史料宏富、记述翔实、特色鲜明、编纂规范、印制精良，堪为志书中的精品之作。

　　第二，该志书成功的因素。一是领导重视。一部成功的志书，离不开领导的重视。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浙江通志》编纂工作高度重视，将编纂《浙江通志》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进行部署和推动。二是管理严密。志书编纂不仅涉及的单位部门、参与人手众多，而且时间周期长、编纂环节多、质量要求高，如果没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绝不可能用比别人少一半的时间，编纂出比别人体量大几倍且质量上乘的志书。三是精心编纂。《浙江通志》编纂人员以“拼尽心力铸精品”的决心，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尽心、精心编纂好志书。

　　我仅以《浙江通志·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志》为例，和大家分享一下该书是如何精心编纂的。一是篇目论证充分。该志篇目经历了初稿设计、征求意见、专家论证等环节，最后由省志办组织召开论证会通过。二是资料工作扎实。该志的资料工作经历了原始资料搜集、资料卡片制作、资料长编编辑以及核实补充等过程，累计制作资料卡片6700余张，计1100多万字，为确保志书资料性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三是志稿编写规范。该志采取试写的方式，先组织初稿试写，并对试写稿进行评审，以会代训，起到了很好的典型引路作用，初稿质量由此得到保障。又用了近1年时间，采取边编写、边评议、边修改的方式，反复征求意见，修改打磨，八易其稿，最后形成初审稿。四是统稿工作精细。该志在形成初审稿以及审查验收后的修改过程中，经过了多轮统稿修改，逐条分析意见建议，逐一核实史实，逐字逐句修改，切实保障志稿质量。五是审查验收严格。该志严格经过初审（修改）—复审（又修改）—终审（再修改）程序，评审验收不走过场，对意见建议不敷衍，反复修改，最终完成了一部高质量的志书。《浙江通志·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志》只是《浙江通志》113卷中的一卷，窥一斑而知全貌，其编纂工作之严谨、志书质量之上乘，不难想见。

　　《浙江通志》的完美收官、惊艳亮相，是全体编纂人员特别是总编室的同志们，10余年4000多个日日夜夜锲而不舍、兢兢业业、艰辛付出的结果，是大家心血、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作为同行，我对他们怀着由衷的敬意，希望《浙江通志》编纂的精神和经验给全国地方志同仁带来更多更大的启发与教益。

　　方志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江——

　　展现天目山古今千重秀色的精彩长卷

　　素有“大树华盖闻九州”之称的天目山，是大自然造化的江南奇山，有“大树王国”“物种宝库”的美称，被称为道教洞天福地、佛教韦陀菩萨道场。

　　《天目山专志》为二轮修志中的皇皇巨构《浙江通志》第101卷，全书集历史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全景式展现了天目山的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状。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总结前人修志的经验教训时，一般都要用三条标准进行衡量，即史家法度、方志体例、内容价值。三者符合，方为佳志。

　　综合以上标准来衡量《浙江通志·天目山专志》，可以看出该志有以下特点：一是谋篇布局既关注方志共性，又关注山志个性。既符合《浙江通志》统一体例和编纂规范，又突出天目山自身特色。内容全面丰富，博观约取，天目山的特点鲜明突出。二是述体运用得当，记述注重整体性。三是在正文记述中，注重点面结合、古今对比、纵横对比、定性定量。四是随文附录的选取有深度、有价值、有典型性，引文有出处，页下注规范严谨，从而增强了本书的学术性。五是人文部类的比重适当。六是图照选取精心，图文并茂。文风自然，语言流畅，增强了本志的鉴赏性、可读性和导览作用。七是书末丛录的设置和部分随文附录的精心选取提高了本志的存史价值。

　　通篇来看，该志篇目设置合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注重科学性、记述方式多样、资料选取得当、存史价值高、图片典型美观，实为《浙江通志》一卷编纂十分成功的优秀分志，也是全国二轮志书中有特色、高水准的名山类专志。同时，它也为全国正在开展的“中国名山志文化工程”、出版“中国名山志丛书”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汪德军——

　　通过突出特色锻造精品佳作

　　《浙江通志·畜牧业志》内容涵盖浙江畜牧业品种资源、生产养殖、畜产品、畜禽疫病、兽医卫生、饲料兽药、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科研教育等方面，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浙江的畜牧业生产经营实现从小弱散到适度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发展，逐步从家庭副业成长为全省农业农村经济支柱产业、乡村振兴新型战略产业的辉煌历程。该志地域特色浓厚、行业特色突出、时代特色鲜明，值得志书编纂人员广为借鉴。

　　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突出历史文化特色。志书在记述畜牧业发展脉络的同时，全面客观展现了浙江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推动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放射新光彩、绽放新光芒。一是通过志书全面记述悠久历史。二是通过志书客观反映文化传统。

　　在自然环境、特色产业等方面着力突出地域特色。志书在突出地域特色方面，着重从自然环境的差异、特色产业的选择等方面展开记述，将畜牧业发展区域性、系统性和独特性地域特色完整体现。一是结合自然环境特色记述畜牧业发展的关联性。二是结合特色产业发展记述畜牧业发展的高质量。

　　在过程管理、经济权重等方面着力彰显行业特色。志书除坚持专业性原则之外，综合运用分析比较，把握主体、抓住重点、突出强项，重点在过程管理、经济权重等方面着力体现畜牧业特色。一是结合过程管理记述畜牧业的特色优势与显著特征。二是结合经济权重记述畜牧业的战略地位与巨大作用。

　　在所记内容、记述形式等方面着力体现时代特色。志书在分析研究地情、把握时代脉络，遵循历史规律、研判发展趋势，科学制定愿景、增强服务功能等方面下足了笔墨，强力彰显了时代特色。一是通过记述畜牧业发展历程反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二是以高质量方志成果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志书在保存民族记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翔实记载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顺应新时代、记录新时代、服务新时代，担当起“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职责，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应；在及时回答时代之问、发展之问、人民之问，深刻揭示时代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阐释好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等方面贡献了积极力量。

　　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一级巡视员刘益龄——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浙江通志》编纂出版是浙江省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是浙江省地方志系统的一件盛事，也是全国地方志系统的大事喜事。我主要围绕《浙江通志·哲学社会科学志》谈几点感受：

　　一、《浙江通志·哲学社会科学志》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系统和地方志系统历时五年，通力合作取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它全面系统梳理和记录了浙江省古代人文科学和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恢宏历程、灿烂成就，是一部体例精当、内容全面、资料丰富、文字流畅的好志书。

　　二、这是一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及其历史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再现了浙江省人文学术的历史发展轨迹，展示了浙江省名家辈出的灿烂景象，反映了浙江省文化厚重、学派林立的学术盛况，彰显了浙江省学术成果丰硕、影响重大的独特优势。

　　三、这是一部构思严谨、结构合理、层次分明，体例上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得益彰的佳志，篇目设置既关照全面性、系统性，又突出了学科优势和地方特色；取舍分合恰如其分，增加了整体性和学术性；既体现了学科分类基本章法，又便于分工撰写。

　　四、这是一部长于记述、资料翔实、文字流畅的上乘之作，统分结合解决了总况与细节的矛盾问题；突出四个重点，做到了标准明确、筛选严格；内容记述事出有据、归纳妥当、叙事周详。老子《道德经》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浙江通志·哲学社会科学志》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基础结构设计合理，基础资料搜罗丰富，基本内容记述方法得当。

　　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王晖——

　　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体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老文化，与人类文明同步，也是年轻文化，概念形成才20年。浙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拥有世界级代表作项目6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57项，位居全国第一。载入《浙江通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遗产项目影响深远，项项精品，至善至美，美不胜收。

　　《浙江通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体例有所创新。纵横结合17章，分三个板块：第一板块纵向分类，设置“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章，节下按公布批次纵列项目条目。第二板块横向分类，第2章至第11章按照项目门类横分10章。第三板块综合类，设置非遗普查管理等6章。纵横结合，构成前所未有的不乏创新的《浙江通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体例。

　　《浙江通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章法继承“考”体。颜师古说：“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明末鄞县《敬止录》设置二十考。清代戴震总纂《汾州府志》专设卷二十五“事考”。章学诚纂修《湖北通志》设置六考。民国《浙江通志稿》设置八考。民国《安徽通志》设置二十一考。“考”是传统志书的重要体裁之一。

　　《浙江通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继承明末鄞县《敬止录》和民国《浙江通志稿》的优良传统，以考据为主，考遗产名称、起源与发展、保护所在地。同时，该志强调理证、书证、物证，志书中出现大量的书证页下注和物证图片，图文并茂，著述性、学术性极强，是一部历史厚重、文化灿烂、体例严谨、语言得体的志书。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敬明——

　　功业、传承与创新

　　从2012年参与《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到现在刚好10年时间。其间，编过志，审过志，也参与指导过《浙江通志》相关卷的编纂。下面就我个人对于通志编纂的认识，结合具体参与《浙江通志》编纂工作的经历，从功业、传承、创新三方面，谈一点体会和思考。

　　一、功业：充分认识《浙江通志》的价值。方志作为全面、客观、系统记录地方历史的资料性文献，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方志是认识地情的最重要基础，这一点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接受和认同。而在各级、各类志书中，通志又有着最为重要、最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就浙江而言，自明嘉靖年间创修《浙江通志》，至今470多年间，共有明嘉靖《浙江通志》、清康熙《浙江通志》、清雍正《浙江通志》、民国《浙江续通志稿》、民国《浙江通志稿》。其中康熙版数月仓促而成，价值不高；民国两部虽为续修、重修，但均只是志稿。从中可见通志成志之不易，反观亦显其价值之重要和独特。

　　历代通志的编纂，大多集合了当时最著名的仕宦、学问家等。这些专精人才深知通志之价值，并以能够组织、主持、参与通志的编纂而倍感荣耀。故而，方志中人如家境优渥，自不必言；虽感清苦者，总欣慰于其能垂鉴后世，功业久远。

　　二、传承：遵循志书编纂的原则和要求。方志编纂和方志学历史悠久。遵循地方志书的编纂原则、编纂要求，这是我们工作的起点，也是文化传承的关键。

　　地方志书编纂的原则和要求涉及诸多方面，学界也有丰富的讨论和研究成果。最基本的一点，便是由地方志书的特性所决定：资料性是地方志书最本质的特征。《地方志工作条例》有明确的要求。

　　通志的存史价值大小和存世周期长短，根本上讲，取决于资料性。因此，需要做好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注重资料搜集的规范、全面、系统，保证存量资料基本不遗漏。二是注重资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发掘不同类型和形态的资料。三是注意学术前沿问题，汲取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四是注重专业性，即史志专业和部门、行业、领域专业的结合。

　　三、创新：彰显志书编纂的时代性和学术性。《浙江通志》是浙江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标志性工程。《〈浙江通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编纂要求：“突出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和专业（行业）特点，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高度统一，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志书质量，把《浙江通志》编纂成为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名志佳作。”“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和专业（行业）特点”，“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高度统一”，“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名志佳作”，这可以理解为三个递进层次的编纂要求和努力方向。

　　毫无疑问，在传承的基础上，必须创新，彰显时代性。创新的体现，还必须彰显学术性。通志的价值以及编纂通志的重要意义，在方志学界并不是问题。但是，由于通志编纂时间紧、任务重，加之方志专业人才缺乏，队伍比较庞杂，对于通志的认识自然也会存在偏差。鉴于前述资料性是地方志书最本质的特征，就资料部分，最基本的也是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提供翔实的资料目录和参考文献。观之资料目录和参考文献，专业研究者即可大致明了编纂的基础与功力，初步判断志书的良莠与价值。这一点，在我参与编纂的《浙江通志·国土资源志》和《浙江通志·城乡建设志》里作了很好的探索，实践证明这是非常重要的。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玉兰——

　　当代省域“文学志”编纂的新范式

　　中国古代的文学文化中心经过南朝、南唐、南宋三次大规模的南迁，实现了由中原辐辏向江南崇尚的转移，且历元明清而不曾北返，直到近现代，江南仍具有引领潮流的地位，浙江尤为重镇。但作为方志大省的浙江，其省域通志虽屡经修纂，但向来不曾为浙江文学独立撰志，直到本世纪初，《浙江省文学志》穷搜博采、草创体例，蔚然成编。而今，新鲜出炉的《浙江通志·文学志》，较前者详今略古、拾遗补缺、续写新篇，贯古通今、凝炼体例、后出转精，更为当代省域“文学志”的编纂提供了参考范式和浙江经验。

　　一、内容体系：凸显地域精神和时代意识，与时俱进。《浙江通志·文学志》既顾及全面，又凸显特色，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立体化的内容体系。在志述范围的界定上，《浙江通志·文学志》不刻板拘泥于作家的浙籍界域，而重视人与地域的互动，“把浙江文学定位在产生于浙江地域上的文学”，其中包括了流寓、行旅者之作，体现了浙江文学的多元性和浙人的包容性。在内容选择上，专门设置了翻译文学、儿童文学等特色专题，既凸显了浙江作为翻译文学、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重镇的地位，又彰显了浙江人文精神中深受海洋文化浸染的开放性特征，以及在忧患意识下深潜的可持续发展意识；该志还特设新媒体文学专题，显示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在详略安排上，该志详今略古、雅俗并举，凸显了民间文学的地位，这些都是浙江人文精神中注重时效和实效，以人为本、兼容并包的表现。

　　二、编纂体例：兼顾史程总述和史料梳理，点面结合。在体例上，《浙江通志·文学志》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史志“述”“志”“表”相结合的模式。首先，用传统方志小序的体式，总“述”浙江文学发展史程。其次，用传统艺文志的体式，对重要文学作品加以介绍。再次，是列“表”揭示未被详细介绍的文学作品的主要信息。三者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详略互见，使该志既具有文学史的功用，又依然保持志书的体例，体现了方志明史、存史的功能。

　　三、言说方式：体现客观性和学术性，科学规范。《浙江通志·文学志》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描述了浙江文学史方方面面的发展历程，使读者看到浙江文学怎样一步步由边缘走到中心、从封闭走向多元的过程。在具体叙述中，对以往的研究结论有所纠偏，如对浙江现代文学成就的评价，向来有“一部现代文学史，半部在浙江”的说法，这无疑有些夸张。该志的表述为“浙江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显然客观得多。

　　《浙江通志·文学志》上述内容和体例上的创新，可为当代文学志编纂提供范式。

　　宁波大学教授、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钱茂伟——

　　《浙江通志》让“方志之乡”止痛

　　浙江是著名的“方志之乡”，然而自清雍正以后，通志编修却成了浙江永远的痛，学者们尤其关注。民国两次编修通志，均半途而废。新中国第一轮通志编修，因种种原因，只能务实地编纂、出版“浙江省志丛书”。直到2011年，在省领导重视下，《浙江通志》编纂工作正式启动。此后，全体编纂人员矢志不渝，终成113卷的《浙江通志》皇皇巨构，让“方志之乡”止痛。我们要为这届省方志办及全体编修人员鼓与呼。总结其成功经验，领导重视、项目化操作、条件保障、专职督办，当是主要之因。

　　从方志编修学术史来看，学者关注体例的创新。卷98-111几个专志有特色，如《钱塘江专志》《西湖专志》《运河专志》《天目山专志》《雁荡山专志》《海塘专志》《茶叶专志》《蚕桑丝绸专志》《名城名镇名村专志》《风景名胜专志》《海洋经济专志》《地方志专志》《越文化专志》，这些专志特色性很强。此外，《人民生活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等卷也有特色。

　　《浙江通志》为集大成之作。洋洋大观的《浙江通志》不是凭空而成的，它是在前面工作基础上形成的。譬如《浙江通志·教育志》（第76卷）是在《浙江省教育志》（2004）基础上延伸而来。虽编写人员后续有所变动，但总体采用的是一套相似的编写模式。《浙江通志·教育志》除了内容上的修订与延伸，也有一些革新之处，如分类随时间革新，表格标注更规范，内容上有更新。《浙江通志·教育志》是《浙江省教育志》版本的升级和续补，材料丰富，剪裁有度，详略得当，是完整意义上的浙江教育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