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当前，浙江省正在推进“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是迈向共同富裕伟大征程的时代续写，它具有深沉的历史厚度、走在前列的创新力度和丰裕的人文温度。

　　“浙江有礼”意在知礼重礼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从古至今，对“礼”就有“伦理规范与典章制度”合一的传统观、钱穆先生的“准则观”、郭齐勇先生的“系统观”、“缘饰化了的”社会“生活观”等不同理解，也有在此基础上延伸拓展的外延多样、内涵丰富的礼育、礼教、礼治、礼秩、礼制、礼遇、礼仪、礼俗等。总的来说，“礼”是人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文化建构，是规范人们言行、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治理、展现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浙江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有礼”一直是浙江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基因。对中华优秀“礼文化”与“有礼”浙江传统的时代性继承以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推动“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的重要历史基础。“浙风十礼”在“浙礼”中看见文明中国，是时代赋予浙江文明新实践走在前列的历史使命。

　　“浙江有礼”贵在“文明的实践”

　　“以人为中心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文明观的核心要义，也是“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的理论指南。马克思文明观始终建构在唯物史观之上，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提供科学的构想和方法论指导。“浙江有礼”要以“文明的实践”为中心，确立三大维度：第一，人的物质实践构成文明产生的根本动力。浙江省之所以能够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和发达的生产力是强大的基础，这是根本动力；第二，人的发展程度展现了文明进步的历史性和复杂性。文明实践过程必然会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应在马克思文明观的指导下，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抓住文明发展与“人之有礼”的主要矛盾，处理好战略和策略之间的关系；第三，人的全面发展彰显文明发展的价值关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浙江文明实践要从社会整体发展的高度，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内生性和精神创造力的解放，注重对人的精神文化性的培育，使每个人成为自觉的主体。

　　“浙江有礼”要在“人的现代化”

　　浙江有礼的价值内核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西方学者于20世纪中叶提出的“旧命题”，也是今日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直面的“真问题”。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现代社会要有效地发挥作用，人们必须具备某种品质、态度和价值观念。他通过跨文化研究概括了个人现代性12个方面特征，特别强调了四点：参与性公民、个人效能感强、高度独立性和认知弹性大。总的来说，“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本质，将贯穿中国现代化全过程。以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为集中体现的“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表现。“浙江有礼”文明新实践，要集中回答精神文明建设在何种程度、以何种导向和方式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并以文明新实践推动人的观念、素质、能力、行为的现代化发展，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浙江有礼”重在“省域新探索”

　　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做法，也要立足本省的创新实践；既要有省级的顶层设计，也要有市县各地的探索推进。“浙江有礼”要努力实现四个提升：经验型向科学型提升。超越从经验、体验角度的实践方式，遵循文明“生成与发展、统一与多样、活力与秩序”的基本规律，科学确定“路线图”、精准制定“任务书”、合理绘好“时间表”，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精神文明高地；形式化向内涵化提升。“有礼”本身具有形式化、仪式化的要素，但实践中还是应该从内涵性、具象化入手，从人的需求入手。了解人民群众需要的主次性、多样性，设计有礼载体、丰富活动内容，防止文明实践活动的泛化、虚化与形式化；部门化向社会化提升。省域文明新实践既关乎行为准则与道德修养的个体性养成，更聚焦社会面貌与文明风尚的整体性提升。它不是单个部门的“专题事”，而是关于全社会的“大家事”。要将积极倡导和有效治理结合起来，加大突出问题的整治力度，强化法律法规保障作用，可以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文明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推动“浙江有礼”成为综合施策、全员关注的标志性成果；运动式向生成式提升。文明实践最终都是润物无声、言传身教的价值熏染和发人深省的价值内化，最终落化为一种自主自觉意识。因此，在方法选择上，要以工作的常态化抵御“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现象，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落细落小；以工作的生活化延伸空间、凝聚主体、汇聚资源，使文明理念具备可感知的对象、载体与形态；以工作的生动化丰富群众的文明实践体验，将“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做得更加“有意思”“有趣味”。

　　【作者为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