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身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吃着野菜和南瓜长大。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我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为了获取更多知识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1955年秋天，我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为什么选择新闻专业？在我看来，对于建设社会，新闻报刊是第一线的，它是社会的喇叭，肩负着传达党中央精神的神圣使命、反映民情民意的重要责任，是最具政治性的。

　　在北大求学的四年，也是社会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时之间，学习文化、钻研科学技术的热潮迅速兴起，人们敢于表达个人观点、个人意志，整个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宽松的气氛。北京大学主办了许多刊物，邀请了诸多党政领导和文化科学界的名人来作报告。其中，团中央领导人作的报告，对我触动很深，他号召我们要解放思想。他还鼓励我们开动脑筋，善于判断是非，成为有见解、不断前进、敢于攀登思想高峰的年轻人，而不要当思想懒汉，当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在这样一种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氛围里，我认识到做好新闻工作，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更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开始主动学习哲学，先后选修了张世英先生讲授的《列宁哲学笔记》、贺麟先生讲授的黑格尔《小逻辑》等课程。刚开始学习时觉得晦涩难懂，但我坚信哲学是观察天下、观察民意的思想武器、理论武器。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武器。犹记得在校期间，某位教授公开批判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这让我十分不解。为了反驳他，我与另一位同学合作，公开质问他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并论证了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毕业时，系里老师找到我，希望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继续学习，于是我暂时放弃了成为新闻记者的愿望，开始了三年半的哲学研究生学习。

　　二

　　在哲学的学习过程中，我十分重视学习马列原著，认为原著才是作者的真实思想。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著作，包括《毛泽东选集》，不但要认真读，更要结合党史反复读。只有深刻理解他们写文章的历史背景、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具体地把握文章的内容和精神实质。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着历史变革的重大机遇。此时，我已经在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为哲学系）工作，长久的理论学习和工作让我敏锐地意识到，有些人正在试图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理论工作者，我要拿起手中这支笔与其进行斗争。1976年至1977年，我在《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从政治思想、理论方面批判“四人帮”的谬论，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被《人民日报》摘要转载了约3000字，这让我备受鼓舞。

　　然而，随着批判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发现错误的思想已经影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只从某些角度切入无法真正实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必须找到总开关。1977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两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对仗工整，显然是经过琢磨的，我当即判断它们就是这篇社论的主题。

　　我开始仔细琢磨这两句话的含义，越琢磨越兴奋，因为我找到了阻挠拨乱反正的根本问题，就是“两个凡是”。它的本质十分清楚，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天才论”的产物，必须加以批判。可“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出现，若是批判，难免会被攻击为反对毛泽东思想；若是不批判，国家可能还要继续陷入混乱局面，究竟该如何抉择？思考了几天之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巨大勇气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担当战胜了个人得失的顾虑，我决心批判“两个凡是”。

　　如何批判？我认为必须写一篇全面集中揭示“两个凡是”唯心论本质的文章。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追求真理的过程是实践—理论—实践的统一过程，客观事物发展变化了，社会实践发展了，人类原有的认识也要发展，而“两个凡是”根本上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否定了真理的实践标准。找到这个根本错误后，我就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题目，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论点。为了让文章更具说服力，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自己说话，讲他们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我曾经阅读过大量马列原著，要从中找到他们用实践检验理论的实例并不难。经过反复查阅经典、推敲文字，我于1977年8月下旬完成了这篇约8000字的文章。

　　文章写好后寄去哪里，这也是个问题。我想到了《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我与他曾在一场理论研讨会上相识，他向我提出了约稿请求，于是在同年9月初，我将这篇文章寄给了他。文章寄出去后，很久都没有回音，直到1978年1月才收到了回信。信里说，这篇文章你要说什么我们很清楚，文章也肯定要用，但要做点修改。当年4月，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会议期间，我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和《光明日报》的马沛文、王强华等同志共同参与写作、修改，最终形成了为大家熟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它凝结了很多人的心血。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些知道内情的同志为我感到担忧，担心我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做好了坐牢的打算。解释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学者应该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一个党的工作者应该做的，我想我都做到了。

　　三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始终扎根于理论宣传工作。

　　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感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始终面临两方面的干扰。一方面，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以各种手段鼓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我国一些人思想僵化，以“左”的思想抵制改革开放，把自由、平等、民主等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所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必须百折不挠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理论宣传工作者，应当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进入新时代，理论工作者仍然要将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首要任务，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此同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在实事求是上，是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这里的结合绝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密切结合，有机结合。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它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这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时代的一个根本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矛盾、新任务、新要求、新战略讲得透彻，令人耳目一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多年来砥砺奋进的实践基础上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也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断、思想、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他立足于实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如今，我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但每天还是会让妻子为我读报刊，也会听广播、听新闻，有机会也会参加一些会议，一刻也不停止思考，希望能跟上这个时代。当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为党的发展、为人民利益、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了一点微薄的力量。展望未来，我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我本人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但只要国家需要，我依旧会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