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0年来第一部完整的省志《浙江通志》发行
百卷大书 读通浙江
本报记者 沈听雨
先秦以来,国有史,郡县有志,家族有谱。编史修志,是世代相沿的文化传统,也是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2000多年前,中国地方志诞生于浙江绍兴,《越绝书》成为“方志之祖”;南宋时,“临安三志”和“会稽二志”是中国传统方志的定型之作;至清代,绍兴人章学诚被称为中国方志学奠基人。因此,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
赓续绵延千年的修志传统,不久前,《浙江通志》首发式隆重举行。它于2011年启动编纂,2022年6月全面完成出版任务。历时11年,共113卷(其中公开出版的111卷)、131册,计1.31亿字,是自清雍正《浙江通志》编竣后,近300年来第一部完整的省志,全面展现了浙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堪称是一部系统介绍浙江的百科全书。
志书如何得以修成?其中怎样体现浙江发展脉络和特色?记者开卷细览,并采访了部分志书的编纂团队成员,交流中,历史的风云、当下的现实、未来的前景缓缓铺陈开来——
每一卷
都起码打磨了五年
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认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地方志,是一个地方历史记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志书的定位是“资料性文献”,因此要比其他研究和文献形式更“全面、客观、系统”。而通志,一般是记述特定行政区域贯通古今的历史发展过程,时间上的跨度更长。此次《浙江通志》的记录时限,就是从不同事物的历史发端开始直到2010年为止。
“编纂志书讲究‘横排竖写’,即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浙江通志》总编俞文华告诉记者,比如编写《教育志》,首先要把教育按照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大类进行划分;再比如写基础教育,要按小学、中学等门类进行细分,然后再从其中各项入手,按照时间线把它们的历史、现状都记述清楚。
这并不是记流水账,而是依时间顺序,客观真实、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某一时间段的重要政策、关键事件、重点人物等,根据地方志的记述要求来加以呈现。
编纂志书不能添油加醋,也无须过多修饰,但需要相关编纂人员仔细核实资料,确保入志的事件、人物等准确无误,交代清楚。
“修志虽然避免议论性的表达,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观点,其实在对入志资料挑选时,观点就已经融入其中。”《浙江通志》总编室主任颜越虎说,《浙江通志》在选择门类和事件时,会考虑它们是否能体现浙江发展的历史、成就和地方特色、时代特征,以此为依据进行篇目设置、志稿编写。
志书的编纂,讲究严谨与规范,这条路漫长且艰辛。
《浙江通志·方言志》是首批出版的志书之一。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徐越教授是该卷的主编,她和浙江方言打交道已有30多年,但在编纂《方言志》时,仍深感其中的难度和挑战。
“因为是修志,所以全省每个县的方言都要有所覆盖。”徐越说,浙江的方言分布情况较为复杂,例如我们知道杭州话因为宋室南迁等原因,只分布在杭州老城区,但梅家坞一带也说杭州话。这些年来,汉语方言发生巨大变化,浙江老派方言特点流失日趋严重,现有资料已难以完整反映更早时期浙江省方言全貌。加上多数方言并没有书面记载,要通过田野调查,从各地居民特别是老人的口中去寻找、记录。
调查过程中,不仅要找到合适的“发音人”,最理想的是三代以上的当地人,不能有长期外出读书或工作的经历,反应要快,记性也要好。同时,还要不断启发“发音人”,不厌其烦询问相关信息,并一字一句地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有时,还需要“发音人”配合体会舌头的位置,感受某个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从中抓住当地方言里最主要的特征,进行归纳和记录。
同样因缺乏书面记载而需要进行大量实地调查的还有民俗。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浙江通志·民俗志》副主编何善蒙表示,在浙江历史上,把民俗作为单独门类进行修志,这是第一次。浙江民俗资源丰富,但民俗研究相对而言却比较薄弱,整体较为散乱。
人们常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可见风俗的异同是一切行政区域皆可出现的。但往往,地域历史文化发展中最生动、接地气的传统也是民俗。
“编纂时,我们尝试着转换视角,去寻找民俗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力。”何善蒙说,自2012年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承编以来,经过资料收集、实地调研以及资料长编整理、集中编纂等,直到2020年6月《民俗志》才正式出版面世。
细数《浙江通志》每一卷,编纂团队都历经了至少5年时间打磨完成。白纸黑字的背后,是学者们对浙江历史文化的守望和耕耘。他们紧揣着情怀与责任,奔波在之江大地,徜徉于史海文山,笔耕日月星辰,终成皇皇巨构。
钱江潮天目山茶叶
都入志啦
浙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这片沃土上,文物遗迹数不胜数,文化精品琳琅满目。记者注意到,此次《浙江通志》的113卷中,还特别设置了《钱塘江专志》《雁荡山专志》《天目山专志》《海塘专志》《运河专志》《蚕桑丝绸专志》《茶叶专志》《越文化专志》等14卷特色专志,以此来提炼、彰显浙江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历史文脉。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也是无数浙江人的地方情结之所在。
《钱塘江专志》是《浙江通志》第九十八卷,在以某个具体自然地物作为记述对象的专志中,位列第一卷。该专志主编徐有成说:“上个世纪末,浙江曾从水利的角度编过《钱塘江志》,但这次新编却不仅限于此,还力求从人文历史中,凸显钱塘江的地方特色。”
于是,《钱塘江专志》为钱江潮和海塘开辟专章,并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介绍。
钱江潮,以汹涌澎湃、气势磅礴之景闻名于世,被誉“天下奇观”。大潮拍岸惊涛,曾引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诗篇——“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而观潮的习俗则始于汉魏,盛于唐宋,流传至今。钱江潮,不仅是水文奇观,也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和精神象征。
记者发现,在《钱江潮》一章中,编纂团队不仅系统整理了关于“钱江潮”的各类水文数据,介绍在现代水文科学的视野下,钱江潮的生成机理,还梳理了观潮作为浙江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古往今来人们对于“钱江潮”的观察与研究,以及针对观潮行为的社会管理。
在徐有成看来,作为《浙江通志》的一部分,《钱塘江专志》不能仅从自然区域的角度去编纂,还要回答钱塘江对于浙江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如此,就需要从更大的视野来看钱塘江。
《茶叶专志》主编阮浩耕也认同这一观点。浙江的茶叶种植、饮茶历史历经千年,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文明,孕育了浓厚的精神遗产,造就了享誉中外的茶文化。此次《茶叶专志》更是用大量篇幅,记述了浙江茶文化,强化了茶叶的文化特性。
南宋吴自牧所著的《梦粱录》中有“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描写。也许是江南湿润多雨的气候、清淡的饮食,让浙江人在长久的光阴里逐渐形成饮茶的习俗,由此演变成此地不可割舍的文化脉络。
翻阅《茶叶专志》,该志在篇目设置上专门设有茶文化一章,下设茶以载道、茶事艺文、茶馆文化、茶事礼俗、茶文化胜迹、非物质文化遗产、茶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茶文化社团与活动等八节,是各章中设节最多的一章。
千年以往,茶的滋味延续不断。而从采茶、饮茶、品茶中,一代代爱茶者以各自擅长的艺术形式,展现着其中蕴含的情趣。唐代的咏茶诗,宋代的茶画与法书,元代的茶事入戏,明清以散文、小说书写茶情,近现代关于茶的歌舞和影视等等,这些都被一一记录在《茶叶专志》中,拓宽了其作为浙江茶叶专志的内涵。
“编纂时,我们还特别增加了现存浙江的古茶树一节,通过在各地调研、搜集资料,明确了目前浙江共有20处古茶树所在地。”阮浩耕说,这是《茶叶专志》编纂的一大成果,这些古茶树不仅是茶叶科研的对象,也是景观资源,更是浙江的文化积淀。
修志为用
让大部头活起来
夏日,走进杭州临安的天目山抗战展示馆,讲解员正在向参观者介绍发生在这里的抗战故事。里面的展陈文稿,来自于《浙江通志·天目山专志》。
《天目山专志》是《浙江通志》中第一家通过初审、第一批出版的志书,完整记载了各历史时段,天目山在自然、科研、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方面的变化,已然成为大家了解天目山的首要参考资料之一。今年3月,省地方志办公室印发《关于公布〈浙江通志〉编纂成果转化应用“十佳”典型案例和优秀案例的通知》,《天目山专志》的应用入选“十佳”典型案例。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如今,《天目山专志》还成为天目山“名山公园”建设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助推天目山“名山公园”高质量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地方志有“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的作用。地方志编纂,既是眷恋一方水土,让所在地的方方面面形成系统性文件被记录,也是为地方发展进一步积聚力量,让后人能以更饱满的精神,意气风发投入到新时代建设中。
正如《浙江通志·越文化专志》主编潘承玉所说,全面梳理越国历史文化,意在化古为新,激活其中以“胆剑精神”为核心的不朽生命力,为新时代的文化浙江建设引入丰厚的历史资源。
坚持“修志为用”的理念,推动方志成果转化应用的天地很广阔。
“我们不能让《浙江通志》成为束之高阁的志书。”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郑金月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拓展用志途径,发挥方志功能,让这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事业焕发新机。
比如,依托数字化改革,推动传统方志向数字方志转型,打造一批可听、可视、可读、可体验的方志产品,推进地方志“用起来”“立起来”“活起来”“热起来”;比如,加强各卷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其融入宋韵文化、大运河文化、钱塘江文化、诗路文化等研究活动,发挥志书在新时代文化高地建设中的基础作用;比如,利用方志成果,推动浙江故事走向海外;比如,利用方志记载的人物和故事,进行精品文艺创作等等。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翻阅这一册册装帧精美、典雅厚重的志书,字里行间是时间与空间的激荡、历史与现实的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