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就是要“错位”
本报记者 陈佳莹 夏丹 王凯艺 应磊
一个周一的清晨,由杭州往宁波的高铁上,记者偶遇了两位从杭州调至宁波工作的干部。
每周一搭最早班高铁到宁波,周五晚上回杭州,如此往返已有两年多。
望着他们的身影,记者不禁畅想,如果双城互联互通能更加紧密,他们是不是就能像身在同城一样当日往返。
这个期许,也能在大规划中找到依据。
“唱好杭甬‘双城记’,培育国家中心城市,推动宁波舟山共建海洋中心城市。”——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中,宁波拥有两个区域发展定位。
向西是杭州“大哥”,向东是舟山“小弟”,宁波如何在区域经济大势中把握东西双向发展的平衡?
制造业大市之“囧”
宁波人,实干且低调。
“宁波帮”在中国近代史上创造了中国制造业的许多个第一:造出中国最早的火柴,建成最早的灯泡厂,兴办最早的日用化工厂……
近年来,宁波也在悄无声息间完成了许多大事——
2021年,浙江人均GDP第一的宝座易主,宁波成功登顶;早在2020年,浙江城市用电量头把交椅也由杭州换成了宁波……
许多人感叹,这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有着稳健实干、不喜张扬的文化特征,可谓“实胜于名”。
然而,当地经济职能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却向记者道出了一件“囧事”。
时至今日,作为制造业大市的宁波,尚未诞生一家本土的世界500强企业。
去年10月底,福建宁德市党政代表团来甬学习考察。坦诚的双向交流后,宁波人惊讶地发现,宁德时代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就抵得过宁波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之和。
要知道,宁波贡献了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全国第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全国第三……
“宁波不能再‘低调’了。拥有极具辨识度的龙头引领型、生态主导型企业,是提升产业能级、吸引高端要素、整合区域资源、打响城市品牌的重要因素。”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柯敏说。
除了缺乏地标企业,规上企业数量远超杭州的宁波,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却不到杭州的五分之二,创新主体和载体少,能级也不够高。
盛夏时节,奔走在火辣辣的甬江大地,记者发现,当地干部、企业在坦承自身不足时,认知高度趋同——
龙头企业不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不高、科创研发资源不足、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缺乏,是当下宁波亟需补齐的短板。
当前,宁波提出“六个之都”(全球智造创新之都、国际开放枢纽之都、东方滨海时尚之都、全国文明典范之都、城乡幸福共富之都、一流智慧善治之都),其中第一条便是“全球智造创新之都”。
宁波的深意,不言自明。
针对地标企业不足的现状,宁波以培育“大优强”企业为策,逐渐形成以大企业(大集团)为引领、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为骨干、创新型中小微企业为基础的企业梯队。
针对创新不足的短板,今年初,高能级创新载体甬江科创区规划正式出炉,将构建基础研发、转化孵化、生产应用及至全过程科技金融支撑的科创生态链条,打造宁波发展的强劲引擎。
两件事就是一件事
杭甬“双城记”、甬舟海洋中心城市,向东还是向西?
不少人对宁波这两大区域发展定位有所疑虑。
有区域发展研究专家给出了这样的理解:没有向东还是向西发展的矛盾,这样的定位背后,实际上是杭绍甬舟一体化的大文章。
“对宁波而言,这两件事,从来都是一件事。”宁波市发改委副主任高海军直言,不能撇开海洋中心城市谈杭甬“双城记”,也不能撇开杭甬“双城记”谈海洋中心城市。
杭甬“双城记”本身就包含了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和带动辐射发展三篇文章。从错位发展的角度来看,杭甬之间最大的错位就是一座是内陆城市、一座是海洋城市。
记者观察到,这样的视角早已出现在宁波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上——宁波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新目标中暗含两大定位,“现代化”更多要借力杭甬“双城记”,“滨海大都市”的主战场则在甬舟一体化。
“从国家层面提出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到省内的四大都市区建设,从区域经济的发展态势来看,如今城市发展不再是自己的发展,而是城市群的抱团发展。”宁波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宋炳林表示,新木桶理论表明,取出各自那块最长板做成一个新木桶,桶里能装的水就会更多,宁波要写好东西互济这篇文章,正可借鉴新木桶理论。
杭州具有互联网经济领先优势和相对集聚的科创优势,宁波有着工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场景,港口资源和发达的临港产业,舟山则有深海岸线资源和多重国家政策的叠加。只有各自取出各自的长板,区域经济发展才能达到1加1大于2的效果。
比如,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甬江科创大走廊可否加强互联互通,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东海实验室能否跳出舟山,整合甬舟及沿海各市的海洋科创资源?
又如,目前杭州出口的货物走宁波港的比例只有45%,如何进一步打破彼此之间海关、海事的机制壁垒,提升宁波舟山港对浙北及义甬舟大通道的货物运输的吸引力?
再如,人人都能认识到在互联网时代上半场极具优势的杭州,与亟待在下半场工业互联网时代大放异彩的宁波,是一对绝佳CP,但如何才能真正破题?
区域合作不能靠一腔热情,一定要算大账。
当前,各地劲头最足、也最易操作的区域合作集中在交通、民生、信息等基础层面,而未来要在更深层次的产业、创新、开放等涉及利益驱动的功能层面有所突破,在拥有更大视野的同时,也期待更高明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