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丙、丁申、丁仁的名字现在不太为人所知，但杭州丁氏家族确是晚清民国时期杰出的文化世家。其中尤以丁丙成就最高，领风骚一时。

　　他是近代杭州或中国最早的实业开拓者或中国现代工业的先驱，所创办的当时浙江最大的棉纺织厂杭州通益公纱厂、最大的机械缫丝厂杭州世经缫丝厂和杭州大纶丝厂等开一代行商风气。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中，丁丙成功推动传统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转变，由旧式商人成长为现代企业家。

　　他还是中国最大的私人藏书家和出版家之一。丁氏八千卷楼与常熟铁琴铜剑楼、湖州皕宋楼、聊城海源阁并称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太平天国战争中丁丙、丁申弟兄及时抢救并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见功卓著，受到清廷嘉奖。

　　丁丙最为系统地出版杭州地方文献，如《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等大型丛书。其中《武林掌故丛编》26集190种200余册，乃杭州乡邦文献之百科全书，使杭州成为中国保存地方文献最完整的城市。现今研究杭州历史所用的文献主要赖有这套丛书。丁丙还编著有《武林坊巷志》《杭郡诗三辑》《善本书室藏书志》等巨著。古代最后一部并且是最系统的《杭州府志》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

　　丁丙也是中国最早萌生公共图书意识的人物。他不像一般私人藏书家那样将书深藏高阁、秘不示人，而是面向各地学子开放，几乎有求必应。他创建的浙江官书局所刻古籍大多以八千卷楼所藏为底本，所刻之书精品倍出，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嘉惠堂（八千卷楼）不仅是藏书楼，也是著名书局，以藏书优势系统出版各类古籍。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最有作为的慈善家之一，丁丙倾尽毕生精力和家财改善民生，成为堪与西方慈善大家相比乃至有所超越的一代大慈善家。在没有人愿为的情况下，他担任“杭州善举联合体”总董15年，并在此后实际主持约16年，直至去世。杭州善举联合体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组织，事实上履行了市政府的大部分职能，几十年全面承担着杭州的民生事务。

　　杭州善举联合体的主体架构是普济堂、同善堂、育婴堂，下辖27个机构，涵盖杭州的所有民政事务。

　　普济堂设怡安堂（养老院）、清节堂、正蒙义塾、施药所、栖流所、恤灾所、给米所等机构。清节堂是在怡安堂基础上扩充的机构，收养70岁以上无依靠寡妇。栖流所收容患病旅客。杭州自来多火灾，恤灾所负责安置灾民。给米所是普济堂满额而向无法收容的老人发放粮食的机构。同善堂下辖10个机构，分别是制作并对贫穷之丧家者施舍棺木的施材局、对倒毙街头的无名尸体进行掩埋的掩埋局、为普通民众提供免费诊疗的施医局、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牛痘局、申请验尸的报验局、对守寡但有公婆子女需要抚养的妇女进行援助的穗遗集、对溺水遇难者进行施救的救生船、对贫穷者提供无息贷款的借钱局、收集写过字的纸张的惜字会，以及对贫穷无依少年施行免费教育和培养的正蒙义塾。它们的功能已经从比较单纯的传统慈善救济逐渐向社会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转型。

　　当时施医局每天为1000多人诊视，牛痘局每年为1000多人种痘，掩埋局每年埋葬尸体3000多具。同善堂还广泛涉及城防、城乡水利路桥建设等事务。三堂而外杭州善举联合体还管理三仓（永济仓、义仓、富义仓）、宗文义塾、钱江义渡局、保甲局、迁善所、粥厂、丐厂、浚湖局、救火义集等机构。

　　太平天国战争后杭州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主要也是丁丙整合各方面资源并亲力亲为的成果。如重修拱宸桥、庆春桥、宝善桥、断桥，新建德胜桥、横河桥、普济桥、坝子桥、朱桥、万安桥、转塘、海昌堤坝、上塘河堤坝、奉口斗门，疏浚西湖、大运河、西溪河、沿山河、临平湖、南湖、北湖，开浚东河、驻防旗营河道，重修湖心亭，修复湖墅水龙（消防栓）等。

　　丁丙又组织修复钱塘县学、仁和县学和杭州府学3所官学以及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4所书院。因敷文书院地处万松岭僻地，又在城内别创敷文讲学之庐。还开设湖墅社学等，免费接收或资助贫寒子弟入学。又重修贡院考棚。

　　日本学者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指出：“杭州善举联合体与当今的都市行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它们的活动几乎涵盖了居住在这一城市的居民的各个方面。”“杭州善举联合体是处理都市行政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庞大的组织机构，作为非官僚的城市居民所承担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规模最大的了。”

　　其工作人员达1000人左右，每年的总支出约10万缗，换算成白银约6万两。夫马进认为，善举总董的功能相当于市长，但非但这个“市长”不领薪，而且他领导的“市政府”完全依靠民力运作。巨大的资金缺口由“市长”赔补。长期担任善举总董的丁丙不仅心力交瘁，而且经济损失巨大。夫马进认为这种善举“带有徭役性质”，并将善举总董称为“徭役编审”。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至次年春天，丁丙在病榻上最后编纂了一部被夫马进誉为“详细记录了一个城市慈善事业的全貌，这一点是其他资料无与伦比的”史料集——《乐善录》。这部书详细记载了杭州慈善史以及晚清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建置、资产、规约、捐输、度支、人物等，是中国慈善史上最完整的经典文献，标志着中国慈善学的诞生。

　　丁丙主要生活于清同治朝和光绪朝前期。当时虽然有了同业公会等社会组织，但还没有条件发展综合性商会，但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组织早期发展的一个特例，杭州善举联合体将慈善组织的功能扩展至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社会整合力，超越于组织局限而成为城市自治或城市治理的主体，在太平天国战争劫难后主导了杭州的社会自救和社会重建。

　　丁丙一生积财积书无数，最终都化成大善。俞樾贺丁丙六十寿联云：“十万卷收有用图书，四部补完天府册；三千善积无边功德，百年修到地行仙。”孙树礼《善本书室记》谓：“昔人有‘积财十一，积书十九’之语。今松生年丈（丁丙）为进一解曰：积书十一，积善十九。则其所锱累寸积者，岂特善本书二千余种哉？”又丁丙临终口占诗云：“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丁丙的伟大人格和道德情志构成了一座历史丰碑。

　　丁丙对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先觉性开拓在中国具有领先意义，其广大之善举事业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可比价值和地位，是当代价值观教育的优秀案例，构成杭州的唯一性品牌和“善城杭州”的历史基础。但目前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以及相应的宣传都很不够。

　　10多年前我着手《西溪文献集成》整理点校时关注到丁氏家族，深深为之打动。随后整理出版了600多万字的《杭州丁氏家族史料》，首次对丁氏人物的著述（不包括编纂部分）和家世资料进行最为全面的收集整理，以期为这一经典家族案例的研究提供基本支持。

　　丁丙在世时修复了杭州大部分损毁的纪念设施，如钱王祠、白公祠、苏公祠、岳飞祠、于谦祠、张履祥墓、郭孝童墓、孙惟信墓等，并为有功于浙江的督抚大臣左宗棠、蒋益澧等建了一批生祠，而后来纪念丁氏家族的设施却一直未建，相关的纪念活动也很少，使这一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为人忽视。

　　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执念，要建丁丙纪念馆。2020年10月1日，在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丁丙纪念馆在丁丙葬地建成开放。最近我与闲林街道以及丁丙纪念馆的管理单位德润基金会商议，谋划将闲林建设成为具有标杆意义的“慈善小镇”，我还建议创办杭州世界慈善文化博物馆，该项目被列为杭州市民政局2019年度重点工作。期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来关心这件事。

　　（作者为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