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敦煌和敦煌学，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是无法绕开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和“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相对而言，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知名度则没有常书鸿和樊锦诗高。

　　近年来，我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是敦煌学学术史，敦煌研究院的院史是绕不过去的，段文杰先生也是我研究的对象，甚至是重点之一。在段文杰独子段兼善老师的支持下，我正在整理段文杰先生的书信，自认为对段先生是比较了解的。但看了段兼善老师的《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时，仍然很震撼，感觉这是一本了解段文杰、了解敦煌、了解敦煌学的好书，值得推荐和阅读。

　　现在有许多的传记、回忆录，都会对传主有意或无意地拔高，使传主本人都感觉脸红，同事或知情人看了摇头。拿到本书前我就想，儿子眼中的段文杰会是怎么样的？他能否客观地描写段文杰的学术与人生？看完本书，我认为，这是一本冷静客观，以事实为依据，以第一手资料为支撑，能够比较全面反映段文杰与敦煌研究院发展史的好书，真正做到了“自己看了不脸红，别人看了不摇头”，达到了传记的基本要求。

　　段文杰早年在重庆的国立艺专学画五年，以人物画为主。在重庆看了王子云和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后，受到了感染，认为应该到敦煌去作一番实地的考察与研究。

　　1946年到莫高窟后，段文杰从事的主要工作首先是临摹。他认为，“临摹一定要忠于原作，不要随意在临本上改变壁画的造型原貌和色彩。临本是要给别人看的，要让观者看到敦煌壁画的真实状态，看到古人的敦煌画风，而不是让观众看我们进行了加工改造过的所谓的敦煌壁画。”

　　通过多年的实践，段文杰逐渐认识到临摹的要点，即在动笔前，首先要搞清楚古代画师创作的画面形象的思想来源和生活依据。如在临摹“维摩诘经变”时，他先查阅《佛说维摩诘经》中十四品的内容，以便掌握画面的结构规律。其次要辨别各时代壁画的风格特征。由于时代不同，有些壁画变色严重，有些变色则相对小一些。再次要了解各时代壁画制作的流程和方法。如早期壁画的起稿基本上是用土红作人物大体形象，然后是上色和定型。隋唐时期开始用粉本，从而有了画稿和白画。只有清楚了古代画师的作画程序，临摹时才会心中有数，乃至得心应手。

　　从到莫高窟的1946年至1957年的十余年，是段先生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他主要的临摹作品如莫高窟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第158窟的“各国王子举哀图”、 第217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等，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也是中青年段文杰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尤其是“都督夫人礼佛图”，更是“临本中的典范之作”，广为世人所推崇。

　　有人曾经问段文杰，“你临摹得最多，速度又快，有什么诀窍？”段文杰是这样回答的：“哪来的什么窍门，只不过是要多花些精力时间去研究琢磨而已。”这既是段文杰能够成为一代临摹大师的诀窍，也是所有能在某一行干好本职工作、成为某一方面专家的不二法门。

　　为什么本书比较客观、真实，能成为一本实事求是，不拔高、不虚美的优秀传记呢？

　　首先，作者段兼善也是一位艺术家，供职于甘肃画院，曾担任甘肃画院副院长。长期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对父亲的工作、生活、交往，乃至喜怒、爱好等比较了解，能够写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父亲。如1998年，段文杰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段兼善老师就将父亲接到兰州，与他们一起生活。段文杰虽然离开了敦煌，但他在莫高窟生活、工作了50多年，可以说他将一生都献给了敦煌，所以常常会在睡梦中惊醒。据段兼善记述:“他经常梦见自己置身于三危山下的莫高窟中，半夜醒来就喊着要去看洞窟。怕他夜里起身会摔倒，我在他床前放了一张长沙发，每天夜里我都在沙发上睡觉，这样他有动静我就知道。”

　　其次，段文杰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即“他习惯看书时查资料、做卡片，处理公务时留存记录，写日记也是他常年坚持的习惯。”段兼善说：“我每每翻看父亲的日记、资料卡片和工作笔记都敬佩和感动不已。”这些卡片、日记成了兼善老师写作的基本素材，所以在阅读本书时，会感到其材料扎实，脉络清晰。

　　此外，从2001年开始，段文杰先生开始写回忆录，在台北《艺术家》杂志连载过。初稿完成后，都是段兼善帮助整理。这说明，段兼善的创作是有基础的，有缘由的，有依据的。

　　正是因为段兼善老师掌握许多第一手的材料，所从事的专业又与其父一致，尤其是他又有一个常人无法做到的“孝心”，对父亲的工作充分理解和尊重，愿意为父亲、为敦煌、为敦煌学，保留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并为此竭尽全力，所以才有了我们能看到的这本《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