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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4版:要闻

十问十答丨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对话之七

企业经营压力增大,如何更有力助企纾困

——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稳则经济稳。

  疫情之下,原材料上涨、供应链受阻、货运物流不畅、舱位价格多变……企业“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矛盾突出,企业间分化持续扩大。

  面对压力,企业怎样迎难而上?助企纾困,各级政府如何精准发力?本报记者专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

  记者:企业当下最担忧什么?

  魏江:企业目前主要面临“四重困境”,这“四重困境”的叠加导致企业经营乃至生存压力增大。

  首先,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断链。断链原因在于产业转移,目前出现产业链部分转移的现象,但要整体转移是很难的,企业对此要有清晰的认知。在浙江传统优势产业中,如鞋业、服装、造纸等轻工业断链压力比较大,因为这些产业都是短产业链,加上越南等地发展势头很快,所以很容易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然而,像汽车产业的压力就小得多,因为它是由两万多个部件组成的长产业链,复杂度高,很难转移。

  第二,成本压力。这个成本不能简单说是人工成本,而是全产业链成本。尤其是小企业,化纤、钢材、金属等原材料涨价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作为整个产业链中最没有话语权的主体,他们面临的困难最艰巨。

  第三,企业融资渠道不畅。过去常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但现在大河里的水很难流到小河里去,因为两者之间存在“肠梗阻”。很多银行的钱贷不出去,因为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仍存在不少显性和隐形的壁垒。同时,民间金融也没有发挥出“金融毛细血管”的作用,这可能让很多企业为资金链所困。

  第四,疫情管控影响。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源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比如各地防疫政策加码影响企业对投资和发展的预期,毕竟稳预期才是重中之重。

  记者:被动等待显然不是办法,企业如何自救?

  魏江:一个企业做得好不好,回归市场经济的本质,还是要看供需关系。从生产端来看,企业当前面临市场、成本、金融、疫情等“四重困境”,供给严重受阻。从消费端来看,消费者普遍存在不让、不敢、不能消费现象。今年前5月,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384亿元,同比增长0.3%,这个增幅跟过去比处于低位。

  供需关系出现了问题,“四重困境”叠加出现,企业的机会在哪里?我认为,这个命题很难找到一个直接明了的答案。但万变不离其宗,有作为的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沉下心来、潜心向学、埋头苦干去做一些面向长远发展的事情,如关键技术的创新,强化员工技能的培训、内部数字化信息化平台的建设等,过去忙于生产经营,如今可以练练内功。

  除此之外,企业要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如数据、供应链等。尤其是今年三四月份,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重塑供应链,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和效率。当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时候,我国的企业可以组建供应链联盟,梳理产业链上下游的本地配套情况,互相协作保障供给。

  企业不应该被动等待,而要主动抱团共渡难关。比如,产业链末端的小微企业普遍遇到的融资难、资金流动性差等困难,上游企业可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帮助他们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真正发展成产业协同、合作共赢的产业链命运共同体。

  记者:企业最渴望哪些纾困政策?

  魏江:我认为叠加的困境是可以释放的。政府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创造条件,让消费者能消费,让生产者能生产。我尤其希望财政能更加有所作为,比如免税的力度有没有可能再大一点,让企业先活下来;保就业的政策有没有可能力度再大一点,企业用工能否给予一些补贴等。这些政策可以有特定的扶持对象,公开公正公平地建立一个“白名单库”,引导点多面广量大中小企业转型向好。

  其次,要在遵守底线基础上全面开具负面清单。个别地方的防疫政策不要简单地出台“九不准”“十不得”,而是要确立约束底线,设立行权边界,防止出现“层层加码”,真正让人、车、货流动起来。同理,这个原则也适合于引导民间金融健康稳定发展。

  第三,市场行为要回归市场规律,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供需关系,政府要做的就是让供需两端畅通起来,而不是过度干预,原材料能买得到、物流能跑起来、钱能借得到……浙江民营经济就能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灿烂”起来。

  信心来自预期,预期来自可控性,而可控性来自政策的稳定性。老百姓不敢消费,是因为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因此,政府不能抱着“救活”的思路出台各类政策,而应该注重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只有政策稳定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的预期可控了,市场机会自然就出现了。


浙江日报 要闻 00004 企业经营压力增大,如何更有力助企纾困 2022-06-27 浙江日报2022-06-2700006 2 2022年06月27日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