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稳则经济稳。

　　疫情之下，原材料上涨、供应链受阻、货运物流不畅、舱位价格多变……企业“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矛盾突出，企业间分化持续扩大。

　　面对压力，企业怎样迎难而上？助企纾困，各级政府如何精准发力？本报记者专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

　　记者：企业当下最担忧什么？

　　魏江：企业目前主要面临“四重困境”，这“四重困境”的叠加导致企业经营乃至生存压力增大。

　　首先，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断链。断链原因在于产业转移，目前出现产业链部分转移的现象，但要整体转移是很难的，企业对此要有清晰的认知。在浙江传统优势产业中，如鞋业、服装、造纸等轻工业断链压力比较大，因为这些产业都是短产业链，加上越南等地发展势头很快，所以很容易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然而，像汽车产业的压力就小得多，因为它是由两万多个部件组成的长产业链，复杂度高，很难转移。

　　第二，成本压力。这个成本不能简单说是人工成本，而是全产业链成本。尤其是小企业，化纤、钢材、金属等原材料涨价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作为整个产业链中最没有话语权的主体，他们面临的困难最艰巨。

　　第三，企业融资渠道不畅。过去常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但现在大河里的水很难流到小河里去，因为两者之间存在“肠梗阻”。很多银行的钱贷不出去，因为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仍存在不少显性和隐形的壁垒。同时，民间金融也没有发挥出“金融毛细血管”的作用，这可能让很多企业为资金链所困。

　　第四，疫情管控影响。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源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比如各地防疫政策加码影响企业对投资和发展的预期，毕竟稳预期才是重中之重。

　　记者：被动等待显然不是办法，企业如何自救？

　　魏江：一个企业做得好不好，回归市场经济的本质，还是要看供需关系。从生产端来看，企业当前面临市场、成本、金融、疫情等“四重困境”，供给严重受阻。从消费端来看，消费者普遍存在不让、不敢、不能消费现象。今年前5月，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384亿元，同比增长0.3%，这个增幅跟过去比处于低位。

　　供需关系出现了问题，“四重困境”叠加出现，企业的机会在哪里？我认为，这个命题很难找到一个直接明了的答案。但万变不离其宗，有作为的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沉下心来、潜心向学、埋头苦干去做一些面向长远发展的事情，如关键技术的创新，强化员工技能的培训、内部数字化信息化平台的建设等，过去忙于生产经营，如今可以练练内功。

　　除此之外，企业要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如数据、供应链等。尤其是今年三四月份，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重塑供应链，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和效率。当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时候，我国的企业可以组建供应链联盟，梳理产业链上下游的本地配套情况，互相协作保障供给。

　　企业不应该被动等待，而要主动抱团共渡难关。比如，产业链末端的小微企业普遍遇到的融资难、资金流动性差等困难，上游企业可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帮助他们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真正发展成产业协同、合作共赢的产业链命运共同体。

　　记者：企业最渴望哪些纾困政策？

　　魏江：我认为叠加的困境是可以释放的。政府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创造条件，让消费者能消费，让生产者能生产。我尤其希望财政能更加有所作为，比如免税的力度有没有可能再大一点，让企业先活下来；保就业的政策有没有可能力度再大一点，企业用工能否给予一些补贴等。这些政策可以有特定的扶持对象，公开公正公平地建立一个“白名单库”，引导点多面广量大中小企业转型向好。

　　其次，要在遵守底线基础上全面开具负面清单。个别地方的防疫政策不要简单地出台“九不准”“十不得”，而是要确立约束底线，设立行权边界，防止出现“层层加码”，真正让人、车、货流动起来。同理，这个原则也适合于引导民间金融健康稳定发展。

　　第三，市场行为要回归市场规律，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供需关系，政府要做的就是让供需两端畅通起来，而不是过度干预，原材料能买得到、物流能跑起来、钱能借得到……浙江民营经济就能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灿烂”起来。

　　信心来自预期，预期来自可控性，而可控性来自政策的稳定性。老百姓不敢消费，是因为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因此，政府不能抱着“救活”的思路出台各类政策，而应该注重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只有政策稳定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的预期可控了，市场机会自然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