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气”在回归。5月，全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7.8%，高于上月5.9个百分点，但正在修复的服务业景气度仍低于往年同期水平。

　　在浙江整个经济大盘中，服务业总量占比过半，重要性不言而喻；服务业劳动密集度更高，复工复产对经济大盘带动更大。而疫情影响下，服务业也是承压最大、受冲击最大的行业。酒店、餐饮、文体、旅游等行业企业背后，是广泛的就业、民生。

　　下半年，我们能否加速把失去的补回来？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卓勇良。

　　记者：下半年，服务业增速能回到正常水平吗？

　　卓勇良：这取决于我们的抗疫政策和做法能否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我们要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形成新的认识，采取最必要、最符合实际的防疫手段，找到防疫和经济稳定运行之间的均衡点，最大限度确保服务业复工复产。

　　有三个关键：其一，必须看到服务业的重要性。量大面广的中小服务业从业者、经营者、投资者是经济活力的重要单元，也是疫情下受冲击最大的群体，理应是防疫政策、纾困政策关切的重点，政策要“一杆子捅到底”、真解渴。

　　其二，确保政策的可触达性、实操性。前期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不少服务业行业大面积“停摆”，前期政策重心在于为从业者解决实际困难，而今的重点是要出台多项过渡、减免性政策，提供必要的优惠、延期服务，不能让他们在复工复产时遭遇新的困难。

　　其三，关注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采取积极措施引导、刺激消费。这包含两重意思。第一，消费券等杠杆举措有没有在关键领域发力，释放居民的消费欲望，增加居民的消费动力。第二，加强市场管理。政府要为服务业回升、增长营造敢于消费、放心消费的市场氛围。管理要“管牢”，投诉举报电话要民呼我应，及时协调、解决消费纠纷，执法队伍要敢于“亮剑”。

　　记者：稳服务业，重点稳什么？

　　卓勇良：服务业分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

　　从感受上看，生活性服务业因为有更多“面对面”的场景，比生产性服务业遭受的影响更大。旅游业、民宿行业、电影院等在“停摆”多日后仍需控制人数、有序实现复苏，挑战很大。这也是行业自我检查、自我升级的机会。比如，院线可以强化优质内容供给、设计主题影展，旅游业也可借机改掉一些团队游的强制消费陋习，把提升服务质量作为新的竞争力。

　　从链路上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恢复可以有效拉动生活性服务业回升。当然，只有生产性企业开足马力、正常运营，金融、证券、投资、商务服务等相关服务行业才能满负荷运转，所以这又对前道提出了较高要求。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从业者，也是最能“慷慨解囊”拉动消费的主力军、生力军。

　　服务业加速恢复的关键在于预期。居民愿意消费的前提在于感到明天有钱好赚，让该流动的流动起来，让大家忙碌起来，服务业的活力自然会回来。

　　记者：参考发达国家的服务业经济占比，我国服务业至少还有15到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服务业发展如何稳根基、增活力、挖潜力？

　　卓勇良：首先，务必要消除复工复产的“寒蝉效应”。防疫、抗疫和稳经济大盘是同向而行的，我们要尽力以最小的抗疫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增长成果。政策不能“削足适履”，“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思维不可取，也不能过度放大独立事件、小概率事件。只有杜绝简单、粗糙的处置方式，经济活力才能更好地激发出来。

　　第二，呵护民间活力。要适当放大可控区域，允许服务业经营者在合理范围内正常流动，要保障物流仓储、商超、网约车、外卖等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正常运行，为行业发展营造更优生态，让灵活就业者能享受到行业红利，不断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

　　第三，关注产业发展的结构性趋势。疫情之下，服务业中的软件信息服务业、线上服务业的需求反而更加旺盛，要抓住这些经济的新增长点，为行业增长提供相应要素资源；要关注那些与教育、金融、科研等领域密切相关的服务提供者，为夯实高质量发展“硬实力”提供充足的“软实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