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生命线。

　　疫情发生两年多来，“两链”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压力测试”。今年3月上海实施静态化管理之后，更向人们展示了其巨大威力：浙江与上海产业协同性强的部分行业，被迫频频按下暂停键。

　　疫情影响下，如何兼顾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稳链畅链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本报记者就此专访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兰建平。

　　记者：疫情之下，浙江产业链供应链暴露出哪些问题？如何求变？

　　兰建平：疫情下产业链供应链首当其冲，恰恰是基于产业国际化程度高、已充分融入全球分工。尤其浙江，无论是产业协同性，还是区域协作性，在全国各省（市、区）都位居前列。而疫情下，经济越发达、一体化越密切、协同性越好的区域和企业，反而容易优势变劣势、长板变短板。

　　今年3月上海实施静态化管理后，上海多家供应商出现停工、停运情况，直接导致浙江主导产业之一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断链，堵点随之而来。正是由于浙江在高端制造业上与上海形成的分工协作十分明显，所以上海产业的任何“微震”，浙江会感受到明显的“动感”。

　　浙江的产业链、供应链该怎么办？

　　首先，要深入分析浙江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的产业链关键领域清单，精准分析关键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卡”，加快建立重点产业关键原材料、零部件、设备及成品的自主供应体系，寻求国内和替代国的供应链替代方案。其次，依然要加强长三角区域内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配套。以产业协同错位为方向，围绕若干产业链联盟，形成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闭环，探索形成长三角范围内“外循环”、浙江省区域“内循环”的产业链自主循环系统。最后，要主动设立产业预警机制。通过建立产业地图，形成可展示、可检测、可分析、可预警的“产业图谱”，构建参与全球竞争的安全预警体系，对产业链风险实施动态监测，实现产业链全球风险联防联控。

　　记者：兼顾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兰建平：防疫政策的最终目的是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确保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疫情管控常态化，要把更多精力聚焦到稳住经济上来，要让人流、物流等各种资源实现高效配置，努力让整个社会最大可能、最高效益地发展起来、组织起来，真正用最小单元、最小空间换得最高产出、最好效益。

　　目前，浙江制定了“三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内重点工业企业封闭生产指引，并在嘉善的复工复产中取得了实战经验。一旦发生疫情，可按照该指引组织有条件的企业闭环生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如今，这一经验已在全省推广。这样的大胆探索就是很好的案例。

　　疫情防控政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好，但也要因地制宜。防疫是把风险管住，而不是把各种经济社会的要素有序高效流动管住。要努力在尽量“少控”、努力“准控”上下功夫，这是促进稳进提质、实现二季度经济任务完成的高招、实招。

　　记者：浙江外向型程度颇高，如何在危机中实现更高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

　　兰建平：对浙江企业而言，一定要力争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做到不可替代，再怎么遇到“灰犀牛”“黑天鹅”，都能始终站在舞台中央。像浙江的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正是这样的典型代表。

　　具体到一个区域，就是要建立紧密型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网络体系。通过具有硬核技术的产业，建立起以硬核能力连接在一起的产业链供应链，而非传统的靠低成本、买卖式的产业链供应链。让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具有内驱力的协作，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协作。也只有这种协作，才能经历各种“风吹浪打”。

　　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疫情后，必将诞生新的、更高水平的产业链供应链方式。这就是浙江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机遇。

　　记者：目前，浙江制造业有向东南亚转移的现象，会对浙江的产业链带来多大冲击？

　　兰建平：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转移过程，正在全球形成新的分工体系，这是客观事实。对浙江而言，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源要素更低的地方转移，也不用大惊小怪。

　　浙江企业更多是主动参与新的全球分工，努力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过程中练就掌控力。这种掌控力是企业创新驱动的重要表现，包括企业经营能力、管理水平、硬核技术等综合实力。我们要鼓励更多浙江企业进入产业链、供应链的“高端环节、高端产业”，而不是“高能耗、高排放”。

　　浙江企业市场意识强、战略决策快、战术执行好，要抓住重构过程中的各种机遇，努力成为要素交换的网络节点。不管人流、物流、商品流、服务流如何流动，企业都能稳稳地站在要素集聚的十字路口，勇立潮头，引领下一个十年。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