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老蒋，即富阳人蒋增福。先后做过当地乡村学校的校长、广播局长、政协秘书长、文联主席等。

　　本文作者李杭育，著名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葛川江小说”的系列写作中，受到蒋增福的巨大帮助，结下深厚情谊。

　　今年4月，蒋增福先生在家中逝世，享年89岁。李杭育回忆起与蒋增福多年来的交往，写下此文。

　　那天，我又随金乐和文瑶去了富阳大源的蒋家村，再一次拜谒了我老长官蒋公增福的老屋“耐耕堂”。

　　这里除了陈列蒋公的照片、许多著作和各界名人写给他的书信，墙上还有一组四联画，说的是蒋家村自清代起就有“秀才田”的规制，即各门各支各出良田两亩，归新科秀才家耕种并拥有全部收成。若仅一人考中则一人独享，多人考中则多人共享；若无新秀，原有秀才继续享有，直到新科秀才登榜。到了民国时期，这项规制稍有改动，凡高小毕业均享有“秀才田”之收获。

　　在那时的蒋家村，受教育、有文化，不仅是有丰厚的物质奖励，还能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荣耀。我想起许多年前蒋公曾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他当年高小毕业，算是秀才了。清明祭祖，蒋氏宗祠照例摆开酒席，由代表宗族的各门长老和一帮年轻的秀才在里面聚餐，他也在其中，而他的父亲只能在门外看着。不光看着，父亲还得意洋洋，因为他的儿子在里面吃呢！

　　这就好理解为何蒋家村一代一代地人才辈出。

　　尊崇文化，终生学习，不仅让只是高小毕业的蒋公在为官之余勤奋写作，成为富阳乡邦文学的高产作家，也让他博得慧眼识珠、爱惜人才、尽其所能成全后生的美誉。我就是被他赏识、受他庇护、由他成全的一个。

　　虽然我1979年1月，还在念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发表小说了，但真正形成我自己风格的写作却是在富阳工作期间开始的，具体说，就是我在蒋公麾下的富阳广播站做编辑的1983年，我写出了“葛川江小说”的最初三篇，其中的一篇《沙灶遗风》获得了该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另一篇《最后一个渔佬儿》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在北大教授陈晓明主编的“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丛书”之《寻根文学》卷（作家出版社，2018年）中，按作品发表时间为序，《最后一个渔佬儿》排在最前面。据此，可以说“寻根文学”起始于蒋公领导下的富阳广播站。

　　其实，1982年我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来富阳，起初并没有分配到广播站。那时的富阳人事局要我去大源中学当老师，我很抵触，迟迟不服从分配，跟人事局表示只要不做老师，分配我做什么都可以，哪怕把我分配去一家汽车修理厂我也接受，毕竟我上大学前就是修汽车的。当然人事局是不可能这样违规操作的。于是我决心放弃分配，弄张执照，以卖棒冰为生。当年的富阳人事局最让我感到被羞辱的是，他们居然说我年纪小，不懂事，要我带家长来说才算数。我父亲没了，长兄为父，我便让哥哥代表家长来，表示我们全家都支持我的决定。可是人事局又缩回去了，硬是不肯退还我的档案材料。

　　在和人事局长达两个月的僵持中，有杭州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蒋公，我向他表示愿意去广播站工作。蒋公知道我此时已经是省作协的会员，应该是具有不错的写作能力。他爱才，去问人事局要我，不成。后来他跟我摊牌说，要给人事局台阶下，我得先服从分配去大源中学，然后他保证一年之内把我调到广播站。那时我俩还只见过两面，彼此还不了解，蒋公只能说，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去大源中学报到。信不过，也正常，我们还不熟嘛，该怎样你自己考虑吧。

　　我信得过他！因为我从他脸上看出了很本色的那种真诚。果然，才几个月，暑假还没过完，蒋公就把我调到了广播站。

　　许多年以后，有一回我回富阳，和蒋公以及当年在广播站工作的一群同事，董文儿、赵晴、鲁顺光、朱正红、孙希荣、蒋文瑶、陆洪勤等等，由当时的局长夏立中请饭并带我们参观广电大楼，被我们戏称为“老广播视察新广电”。董文儿（同事们都叫他“阿儿”）是我当编辑时的广播站站长，在那天的饭局上他头一回对我“泄露”，说他曾经去找老蒋（广播站的人都这么称呼蒋公）告我的状，因为我三天两头迟到，有时上班还在写小说。却不料，他反遭老蒋批评，说他弄不灵清，说这个李杭育迟早要高飞，人才难得，我们要成全他。阿儿说，“你看老蒋有多包庇你！”

　　其实，受老蒋“包庇”的远不止我一个。至少在整个编辑组，老蒋对每个人都是蛮欣赏的，也因此很包容我们。照理说，上班时间不该玩耍，可编辑组所在楼层的那个宽敞的楼梯口，居然有一台康乐棋架起来摆放在那里，就是让我们在上班时间玩的。老蒋的办公室也在这一层，他进进出出，把我们玩康乐棋玩得不亦乐乎的场景全都看在眼里，却从来不责怪一句。我猜想是他心里明白，他手下这帮精兵强将都已经做好了各自的工作，他完全可以放心。后来，局里还索性举办了康乐棋大赛，我拿到了平生唯一的冠军，奖品是一个橡胶热水袋。

　　蒋公“包庇”我，意在成全我。他先是把一套光绪富阳县志借给我，希望我能更深地了解富阳。于是，我白天编辑当下的富阳新闻，夜晚阅读富阳的往昔，如此纵横交错，让我很快将自己浸淫在富阳的古今叙事中，幻作思绪、意趣游荡于富春山水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蒋公为我提供了我在那个时代的“葛川江小说”或者说“寻根文学”的催化剂，半年后我就写出了《最后一个渔佬儿》和《沙灶遗风》。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的土地》更是与蒋公直接相关。

　　那时的县广播站只有一两个记者，大多数稿件来自各乡镇的业余通讯员。他们的写作水平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质量，因此广播站每年都会派出几乎全体编辑人员下乡辅导他们，为时一个月，只留一个编辑处理每天的富阳新闻。那一年留下的是我，编辑每天十五分钟的新闻节目，总起来大约三千字的文稿，通常不少于十篇，却是从一大堆来稿中选取出来，工作量不小。连站长董文儿也下乡去了，我每天编好稿子直接送老蒋审稿。一个月后同事们返回了广播站，我可以休息休息了。老蒋说要犒劳犒劳我，不是请吃饭，而是带我下乡体验生活。约莫用了四五天，他带我去了大源、里山、渔山和东洲。记得在渔山那一晚，我俩住在一个农户家。主人是土改时期和老蒋一起工作过的村干部，他俩一晚都在叙旧，回忆当年的人和事，我则跟着他家的儿子上山打猎。虽然啥都没打着，却也听了一晚那小伙子讲打猎和猎物的事。

　　最后一站是当时俗称“大沙”的五丰村，老蒋和我在那沙洲上住了两晚，白天看江上的沙农们驾船挖沙，晚上听农家老少讲他们的故事。正是在那个沙洲上，从那两天起，我开始酝酿《流浪的土地》……

　　我和蒋公的故事整整四十年了，一直延续到今年三月，也就是他去世前的一个多月。那晚他请饭，在富阳城区的富春大酒店。席间，留下了我和他最后一张合影。四十年来，他这样宽厚、诚挚的笑容一直没变，也将一直留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