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产业基础雄厚，具备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良好基础，是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主战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长三角制造业“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对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就业质量意义重大，也对全国乃至全球供应链恢复作出了巨大贡献。数据显示，2021年三省一市的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上海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江苏制造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突破2万亿元、增长12.9%，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9%左右。然而，长三角整体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这几年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并没有特别领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极大地提升了全社会的数字化水平，也加快了长三角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为构筑长三角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从基础看，据中国社科院测算，长三角地区2015年工业化程度已十分接近后工业化阶段，上海更是率先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但后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去工业化”，而是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制造强国。从国际经验来看，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紧扣产业链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融合发展，可以更好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

　　制造业服务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是制造业服务化将进一步带动区域制造业高级化。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从分离到融合，进而形成互生互促的转变，是制造业转型追求价值链升级的必然结果，也是服务业克服低端化向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制造业服务化并不是纯粹的“去制造化”，从全球经验看，其核心要义体现在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型新制造。近年来，美国大力推动“制造业回归”，先后打造以3D打印技术为代表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和网络，进一步体现了服务于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制造业发展方向。芬兰等国将“服务业和服务创新”作为重点推进工作之一，先后部署创新制造、创新服务、创新运营模式等3项工作计划，对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给予引导和资金支持。

　　二是制造业服务化将进一步提升区域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相关数据显示，全球产成品贸易中约三分之一的价值增值来源于服务业，德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投入中的服务投入占比和服务收入占比普遍超过30%。制造业服务化催生了“服务外包化”的新趋势，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投资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热点。“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以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是制造业服务化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力水平。后疫情时代，制造业服务化将以数字化为引擎加速向“制造智能化”转变，从而提高技术效率。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个性化需求的日益增多，工业互联网、工业云、移动O2O等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工业设备、生产过程、产品和用户数据的感知、传输、交互和智能分析的能力，为制造企业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实时动态控制与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极大地提升了制造效率和服务能力。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先进制造发展战略。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的工业4.0战略以及日本的I-Japan战略都凸显了发达国家通过加强制造业的顶层设计来适应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制造业服务化相对比较弱，工业4.0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德国试图利用其变革德国制造业的方向，通过信息物理系统（CPS）打造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加快向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助推长三角制造业服务化的三大路径

　　当前，长三角三省一市制造业服务化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区域内部不同制造业产业服务化融合度不均衡，如上海、安徽装备制造业融合率较高，浙江、江苏传统制造业融合率较高；二是三省一市制造服务的专业化分工不均衡；三是区域内制造业服务化的关联度较高，但与区域外各地区的关联度较低。如何为制造业服务化创造更好条件，助推产业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成为一项新命题。

　　前期经验表明，在制造业服务化中，政府一般不通过经济或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产业发展，而是通过加强环境建设、标准和规范建设，引导多主体共同治理，推进更高水平开放，来支持和引导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这为长三角各地区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提供了借鉴。未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可从“三个一体化”入手，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政策协同，共同推进长三角制造业服务化。

　　一是推进新基建一体化。基础设施特别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制造业服务化的基础，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从当前长三角各省市“十四五”规划内容看，各地都在加快布局大规模基站建设、推进新基建产业发展，但在区域共享方面还存在提升空间，特别是区域之间统筹规划不足、共建共享水平有待提升。《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统筹规划长三角数据中心，推进区域信息枢纽港建设，实现数据中心与存算资源协同布局等。因此，应加快采取技术、业务和数据融合的手段，形成多元主体、多种机制的投入方式，将多个相互分隔的数据中心，进行跨层级、跨地区、跨系统地有机融合。

　　二是推进新智造一体化。2020年，中国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的渗透率占行业增加值分别为8.9%、21%、40.7%，相比发达国家，产业数字化转型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上海与浙、苏、皖三地的分工专业化水平在上升，但上海如果要在“客户中心化”“智能制造化”和“服务外包化”中体现“首位城市”功能，必须更好地发挥专业性服务化优势，打造产业创新策源地，共性技术和平台集聚地、转化地，行业标准和规范的引领地。而浙、苏、皖三地由于共同瞄准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扩大计算机等电子信息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产业的规模，产业结构有相似倾向，或将影响分工专业化，更需要以产业集群为基础，以大企业为牵引，尤其要解决产业链内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链通不够的问题，通过提升整链竞争力来锻造区域比较优势。

　　三是推进新贸易一体化。2020年11月，我国提出在全国设立10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其中，有4个位于长三角，分别是上海市虹桥商务区、江苏省昆山市、浙江省义乌市、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而2021年5月，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正式成立，成为合力推进更高水平的制度创新、更高质量的创新发展，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的重要平台。在制造业服务化新背景下，应当进一步推进相关自贸区和示范区建设，瞄准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上海的引领功能，浙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江苏制造业实力雄厚、产业门类比较齐全的优势，安徽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优势，实现四个自贸区各扬所长、联动发展，尤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开放化上加强探索，在产业数据跨境流动等核心领域加强制度创新。同时，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战略相贯通，引导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加强制造业服务化布局。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