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母亲的纪念维系在老家的风箱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灶台上安着一台风箱。风箱是灰褐色的，像个佝偻着的老人。箱体的前后各有一扇小风门，里面镶嵌着一块风板，拉杆穿出箱外，上面装有一个手柄，随着拉杆拉推，发出“滴笃滴笃”的响声。那响声清脆、响亮、有节奏，是撒落在时光深处乡村农家温馨的生活之歌。

　　我家的风箱是独属母亲的。

　　母亲身材娇小，眯着细眼，穿一件度襟布衫，头后梳着一个发髻。80年代全家已有九口人，“牙齿一畚斗”。这么个大家子的烧火煮饭任务就落在母亲肩上。

　　天还蒙蒙亮，门前的栾树上鸟儿叽叽喳喳，叫着“快起快起”，母亲就起床了，到河埠头汲水、洗菜、淘米；回到灶台搬弄砧板菜刀，着米下镬，一阵“窸窸窣窣”后，便拉动风箱“滴笃滴笃”。柴火欢快地跳跃，温顺地舔着黝黑的锅底。随后屋外就会冒出一股青烟，升腾着漫向湛蓝的天空。一日三餐，四序更替，年复一年，母亲不停地用风箱演奏着锅盆瓢碗进行曲。

　　风箱，记录着我家在那个年代的酸甜苦辣，也烙下了母亲勤俭持家的艰辛。

　　早晚稻熟，谷物飘香，我家吃新米饭，只是嫩嫩的。农闲时节，就没有多少米下锅了，母亲烧一大锅清汤，风箱急促而喘着粗气，像老牛犁田。青黄不接时，番薯藤枯叶、焦藕根、花草苜蓿等都拿来充饥，像鸭吞螺蛳。锅里无粒米，整个上半年全吃东海野生大黄鱼。那时是敲作业，这种方法会捕到很多鱼，连鱼子鱼孙都在劫难逃。市面黄鱼泛滥，几分钱一斤。那时我们三餐都是黄鱼加大头菜添点盐巴。缺粮时，名贵的黄鱼也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有些日子杂粮、草叶、黄鱼也会接不上，灶台时热时冷，风箱时响时息。

　　一个烈日当空的午时，干燥、闷热，母亲漫不经心地拉着风箱。我从田间回家，突然发现烟囱与板壁的接触处挂着的稻草起火！我大声叫嚷：板壁起火了！母亲如梦初醒，立马撇下风箱，箭步冲出，拿来一只大凹兜，舀来大缸里的水，狠命泼向板壁，如此飞快几个来回，将火扑灭！母亲平时斯文、纤弱，这时却像一个消防战士，一个勇往直前的英雄，让我心生自豪。

　　家里常年养有老母鸡，那母鸡会生出盐酒酱醋和书簿纸笔。母亲精打细算，省出几个蛋，蒸蛋给我们吃，每当蒸蛋，她又是灶台又是灶前，风箱时拉时停，断断续续。蛋蒸好了，母亲就会先于开饭捞出来，泡在冷水里，然后剥开。似乎是怕被人家看到似的，忙说“快吃快吃”。我张大嘴巴，三口两口就吃到了肚里。那蛋清的脆，蛋黄的香，十分好吃，大快朵颐。

　　每年年前都要做年糕，无论年景丰歉。那隆重、热闹的场景令人难忘。做年糕是以大家族为单位的。我的父亲、伯伯、叔叔们一阵嘀咕之后，时间就定下了，大灶台、蒸笼、捣臼、捣碗等一应俱全。开始炊了，各项细节就绪，各就各位，吆七吼八地忙开了。母亲依然是拉风箱，换上的是更大的风箱，母亲人小，犹如小驹拉大车，但她撸起袖子，一板一眼，十分卖力。大灶炉火熊熊，灶台蒸汽腾腾。第一蒸是各家兜的，烧好后大伙先食为快，狼吞虎咽，吃出了祥和的年味，融化了一年的艰辛。炊熟的糕坯要扛到百米外的捣臼去捣，捣臼上有四个人用脚踏一根树杆，下面一个富有经验的人在捣碗里翻转，约20分钟一臼糕就捣好了。那时我半大不小，也算一个劳动力，使劲在捣臼杆上用力，一蒸下来，已是汗渍浸衣，气喘吁吁。糕捣好后就搬回家，切成一块块反复揉搓，做成一株株年糕。一户做好了再一户；待到最后一户，已是三天三夜了。尽管轮流休息了一会，但还是个个累得瘫成了一坨泥，心里的喜悦却犹如水乡东去的流水奔腾激越。唯有母亲的风箱一直响着，还是那么有力，那么铿锵。

　　母亲走得太累了，消瘦了很多，挈不动水了，拉不动和她每天相伴的风箱了。1997年，她离开了我们。母亲的墓绿树成荫，鲜花簇拥。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前去献上一捧花，烧上一炷香，寄托对母亲绵长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