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省发生点状疫情,学者呼吁合理筛选信息,避免焦虑情绪
关注疫情中的“信息疫情”
本报记者 陈宁
在过去的两年里,当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成为全球人们议论的“第一焦点”时,一场看不见的“疫情”也正在引发不少业内学者的关注。这场“疫情”的主角,并不是令人害怕的病毒,而是互联网时代里,触手可得、浩如烟海的信息。
“信息疫情”,是2020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西尔维·白里安在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创新研究会议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在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中,由于信息过载而导致人们难以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可靠的指导,可能令人产生焦虑情绪,甚至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近期,我省多地发生点状疫情。不少省内学者开始重新思考疫情下的信息,以及信息中的人们。本报记者走访了浙江大学“大数据+网络舆情”团队,和省内部分心理学专家,请他们解读什么是“信息疫情”,以及身处纷杂信息中的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
近期我省发生点状疫情,学者呼吁合理筛选信息,避免焦虑情绪
关注疫情中的“信息疫情”
本报记者 陈 宁
失去意义的信息
可能影响公众判断、增加心理负担
在英文中,“信息疫情”(infodemic)是一个重组词汇。它源于两个常见的英文单词:信息(infomation)和流行病(epidemic)。信息的本义,是帮助人们解疑释惑,让人们对未知事物有客观真实的认知。但它为何会与疾病联系在一起?
不久前,浙江大学融媒体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子柯,便亲历了一次由信息带来的短暂不安。11月25日下午,浙江大学校内论坛一些关于“校园即将升级疫情防控”的信息引起了不少师生的关注。
正在外参加学术会议的张子柯,注意到了微信上不断闪现的小红点。“就在短短一个多小时内,我的手机信息‘爆棚’了。”他回忆道,这些微信、短信中既有来自同事和学生的关切慰问,也有询问他当天上午行动轨迹的,还有不少传递焦虑情绪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认为这些信息普遍“没有方向,说法不一,大多令人难以信服”。
处于这座校园内的、与这座校园有关的许多人,都与张子柯一样,置身于越来越多的碎片信息之中。当晚7时55分,“浙大发布”官方微信号上的一则《关于实行校园封闭式管理的情况通报》,迅速为这次短暂的不安按下“暂停键”。
“知道怎么做、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之后,大家就开始安定下来。”张子柯告诉记者,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浙大校园内发生的不少暖心故事,也为学校师生抗击疫情带来了极大信心。
的确,在互联网时代,疫情与信息之间,信息与公众认知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过去的两年时间之内,张子柯所在的浙江大学“大数据+网络舆情”团队,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互联网时代下,信息传播如何影响疫情发展。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进入公众视线。这一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教授领衔的团队,与清华大学沈阳教授团队共同收集了2020年1月1日-31日期间来自新闻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论坛、各大客户端等渠道共计720多万条信息。
对这些信息加以分析之后,一些舆情与疫情之间的规律出现了。团队绘制了一张《2020年1月1日-31日全国确诊病例数和舆情信息对比图》。从图上能够看出,网络信息数量与确诊病例数量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互联网是没有物理距离的,通俗来说,处于疫情发生地的人们,更关注疫情的情况;疫情所在地的媒介,发布的信息数量相对较多。”韦路解释道。
不受物理空间限制、疫情的猝不及防,都让“信息疫情”的发生成为可能。世卫组织认为:互联网时代,我们每天都接触到大量信息,但这些信息不仅仅来源于科学研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政府和卫生机构的官方信息、各类新闻和观点文章,甚至是来自社交媒体大V、网络红人和电台主播的信息。此外,还有在社交媒体上收到的朋友和家人分享的信息。
这些浩如烟海的信息,一旦超出合理的量,或者没能以正确的方式传播,也许便会失去它们本身解疑释惑的意义,反而影响公众的客观判断,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降低谣言、流言的发生概率
实际上,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与互联网传播“不期而遇”时,一个早于“信息疫情”的概念——“信息流行病学”便进入了学者们的视线。
当SARS、H7N9、登革热等一系列事件突如其来,网络就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多元、更便捷的渠道;另一方面,人们在享受网络工具所带来的快速而便利的信息获取及分享服务的同时,网络中的信息量呈现指数式增长也引发了信息过载问题。
这些亦真亦假的信息,通过网络媒体传播的速度比病毒本身更快,最终为“信息流行病”的发生提供了可能。
曾在外国交流学习的张子柯,也曾把目光聚焦于公共卫生事件与信息的关系。“线上的信息与线下人们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他经过分析后发现,比如事件刚一发生时,线上的舆论是最为活跃的;在线下,人们的防护措施做得相对充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线上舆论式微、线下人们的防护意识也会渐渐懈怠。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近两年来,这样的规律也十分明显。由此,浙江大学“大数据+网络舆情”团队认为,适当的网络信息有助于人们关注并了解疫情,并积极做好防范措施。
那么,什么样的信息和传播方式,才是合理的?
“公众的信息素养是第一位的。”韦路说,在大量信息,甚至是谣言散布时,阅读信息的人需要首先具备筛选信息、判断信息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建立在人们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学识、常识等基础上的。“反过来说,这些素养的形成,也需要大众媒介的正确引导。”
“谣言、流言,并不都是空穴来风,它们往往是由人们的好奇心驱使;也是由于权威信息不够透明、及时所致。”韦路说,近期我省多地发生点状疫情,省级层面和杭州、宁波、绍兴等地均高频次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如果权威信息的发声速度‘跑赢’了病毒传播的速度,那么谣言、流言的发生概率会大大减小。”
浙大“大数据+网络舆情”团队还发现,11月25日官方通报之后,浙大校内不断涌现了正能量、暖心的新闻,如“有序排队检测核酸”“一份温暖的云文档”“一个人的课堂”等新闻话题迅速发酵升温。“我们明显感觉到,这些正能量的话题,给予了身边的师生极大的信心,起初的焦虑与不安情绪也很快被驱散。”张子柯告诉记者。
韦路认为,信息过载导致公众的焦虑不安,也可以称之为“信息焦虑”。但是,“信息焦虑”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公众素养的提升、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正面信息的传播等等,都能够有效缓解“信息焦虑”。
“阻断”不必要的信息
舒缓焦虑情绪的第一步
被海量的信息“包围”之后,人们心理状态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在我省多地发生点状疫情的这段时间里,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刘兰英的手机微信、电话24小时处于“在线”的状态。手机的那头,是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的焦虑的人们。
与这些咨询者经过细致的交流后,刘兰英发现,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接受了大量的信息、对信息的判断力不足。
她往往会给出这样的建议:“你尝试着每天规定自己只刷两个小时的手机,早晚各一次,只接收官方权威信息;另外,你可以去做饭、听音乐、追剧,做自己喜欢做的任何事。”她认为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主动“阻断”不必要的信息,是降低焦虑情绪的第一步。“这并不难,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在疫情不断反复的两年内,专家组多次向社会发起呼吁,如何战胜疫情“心理战”。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建议为:从官方渠道获取信息,不过分关注负面报道,不轻信传言,不过度解读,客观理性地认识疫情;不信谣、不传谣。
“根据应急事件的一般规律,整个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会经历3个阶段,警觉期、抵抗期、衰竭期,一旦刺激超强且持续存在,机体抵抗力下降,较高的皮质醇水平将对循环、消化、免疫等系统产生影响,身体即可出现各种生理疾病以及心理问题。”刘兰英认为,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压力管理,如果发现自己已经“应付”不了信息过载的焦虑,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对无效信息“说不”,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疫情,也许一切都会变得积极起来。采访的最后,张子柯和记者分享了一件来自自己学生的小事:
不久前,正在海外留学的孙烨短暂回国探亲,却因为突发的疫情被居家隔离。起初,她也感受到压抑、焦虑,担心不能及时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但她发现,自己已经好多年没能和父母这样长时间的相处了。现在,孙烨从这段难得的家庭生活中收获了快乐。她告诉张子柯:“我相信一切很快就能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