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5岁叙利亚难民阿卜杜拉·库尔迪位于伊拉克北部城市埃尔比勒的家中，墙上挂着一幅画：海水中的小美人鱼奋力游向俯卧沙滩上的小艾兰，试图营救，但这个3岁的小男孩早已没有了呼吸。

　　2015年，小艾兰“卧眠”地中海海滩，成为当年欧洲难民危机中最令人揪心的画面。时至今日，类似悲剧仍在世界一些地区不断上演。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对世界上许多人而言依旧可望而不可即。

“生存是叙利亚人的权利”，如果生存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其他权利都只是镜花水月

　　2015年9月2日凌晨2时左右，土耳其西南部城市博德鲁姆的海边。夜色之中，3辆车载着一群人来到一个渔村，库尔迪夫妇和两个儿子就在其中。他们要在这里坐船，渡过地中海，前往希腊。

　　当时，叙利亚危机进入第五个年头，局势愈加混乱，偷渡逃难成为许多人迫不得已的选择。船只严重超载，刚出海几分钟就被巨浪打翻。库尔迪幸免于难，却永远失去了妻子蕾汉、大儿子加利布和小儿子艾兰。

　　自2011年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以来，难民潮在欧洲从南到东的边界不断涌动。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11年，经地中海抵达欧洲以及葬身地中海的难民人数均创2006年以来新高，分别超过5.8万人和1500人。

　　随着西亚北非持续动荡，难民危机愈演愈烈。2014年至2019年，每年有超过10万人经地中海偷渡至欧洲。2014年至2020年，超过2万名偷渡者命丧地中海。2021年上半年，这一死亡人数为1146人，比去年同期增加58%。

　　对于任何人，如果生存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一切其他权利都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在新华社记者对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埃及等中东地区10个阿拉伯国家民众的走访调查中，谈到人的权利，约七成受访者都希望“能更好地活着”。

　　“生存是叙利亚人的权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叙利亚办事处发言人阿德南·哈齐姆说，“我们不仅是在谈论叙利亚人，更是在谈论人类整体。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人）必须享有这一权利。”

美西方的军事介入、经济制裁、政治干涉等霸权行径，成为破坏相关国家发展、威胁民众生存的突出因素

　　库尔迪一家原本住在叙利亚边境小镇科巴尼，生活安定。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形势不断恶化。库尔迪说，大约在2013年，他注意到情况变得更加不一样，因为“伊斯兰国”来了。

　　2003年，美国以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当时，小布什政府欲推行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伊拉克复制美国政治模式，但很快就陷入与武装组织的长期对抗，持续的战乱为“基地”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

　　2011年，美国在巴基斯坦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随后开始从伊拉克仓促撤军，但其留下的乱局带来严重后果，极端恐怖势力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在美西方推波助澜下，“阿拉伯之春”冲击叙利亚，令其陷入内乱。“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借机把势力扩张到叙利亚，并更名为“伊斯兰国”，在伊叙两国攻城略地，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暴行。

　　瑞士历史学家甘泽认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其实就是“美国制造”。

　　6年过去，库尔迪至今仍在自责，认为是自己把妻儿送上了不归路。但他更加痛恨，西方的干预破坏了原本的和平，逼得一家人流离失所。

　　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覆盖了全球约40%的国家，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令38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在一些西方机构发布的所谓“2021年人权和法治指数”排名中，评分最低的20国包括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等。但分析发现，它们之中，在所谓“阿拉伯之春”中经历重大政治变动的约占25%，过去20年间发生过战争的约占40%，曾经或正在遭受西方制裁的约占80%……而从近现代史看，这些国家几乎均曾遭西方入侵或殖民。

　　正是这些源自西方的军事介入、经济制裁、政治干涉等霸权行径，成为破坏相关国家发展、威胁其民众生存的突出因素。

追求幸福是人类共同愿望。一个国家，有了和平稳定的环境，自主发展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2015年那场海难发生后，库尔迪亲手埋葬了两个孩子。此后无数个夜晚，他都无法走出狂涛中呼喊找寻孩子的噩梦。

　　悲剧应被铭记，为了不再重演。“我不希望同样的悲剧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库尔迪说。

　　根据新华社近期进行的海外人权治理问卷调查，关于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期待，选择“远离战乱动荡，期待一切都能好起来”的中东受访者比例超过43%。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编制的“2020年痛苦指数”中，生存压力最大的10国包括委内瑞拉、津巴布韦、黎巴嫩、利比亚、伊朗等，而这些国家和平发展得以维系的内部环境，往往因外部势力的干涉而遭到破坏。

　　新华社这次问卷调查中，关于“自主而有效的国家治理对于人权保障的作用”，分别有超过52%和30%的受访者选择了“极为重要”或“非常重要”。

　　卢旺达就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个非洲国家在20世纪曾饱受内战和动荡困扰，民不聊生，直至2000年，正是保罗·卡加梅总统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才使该国走出谷底，进入高速发展期，民生不断改善。

　　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一个国家，不管基础多么薄弱，只要有和平稳定的环境，自主发展权利得到保障，就会也一定会迸发出巨大的潜能。

　　每年9月2日，库尔迪都会为附近难民营的孩子们送去衣服、书包。让更多的孩子免于苦难，免于饥饿，享有教育和医疗的机会，是库尔迪的心愿，也是他余生的目标。

　　采访间隙，一个两岁左右、咬着奶嘴的小男孩溜进客厅，模样像极了曾经的小艾兰。库尔迪对记者说，这是自己重新组建家庭后所生的孩子，他给孩子起的名字是——“艾兰”。“这个名字寄托了思念，也蕴含着新生。”

种族歧视淹没求救呼声，“人人生而平等”成为“真实的谎言”

　　纳比勒·舒凯尔站在英国伦敦一栋公寓楼下，几次试图冲进楼里，却都失败了。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大火吞没整栋建筑，也吞没自己的母亲、妹妹、妹夫和3个外甥女。

　　2017年6月14日凌晨发生的这一幕，是英国中年男子舒凯尔永远的痛。那场震惊世界的伦敦格伦费尔公寓楼大火夺走了70多人的生命，也吞噬了舒凯尔心中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寄望。

　　伦敦10月的一天，天气阴沉。舒凯尔与新华社记者约在一个小公园见面，烧焦的格伦费尔公寓楼就在不远处，抬头可见。

　　“每一天，我依然能在脑海里看见它（大火）。”舒凯尔拿着手机，给记者看逝去亲人的照片，眼眶浸泪。

　　那场大火，原本可以避免。

　　火灾起因是4层一台冰箱的电线短路，但由于建筑物外层采用的材料易燃，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整栋24层的建筑。

　　诸多调查材料都显示，火灾发生前，大楼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翻新，为了让这栋已有几十年楼龄的廉租公寓楼“看起来更好”，楼外特意贴上了那层“致命的外立面”。

　　舒凯尔说，大楼翻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路混乱，楼内居民多次就安全隐患向当局投诉，得到的只是小修小补和敷衍了事。

　　“没有人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舒凯尔用手指向大楼的方向，“如果他们的投诉能及时得到处理，火灾可能就不会发生。”

　　为何居民的声音被忽视？调查记录显示，这栋楼里的数百名住户很多是移民和非洲、阿拉伯等少数族裔。“他们是外来者，是少数族裔，所以从来没有受到过平等的对待。”舒凯尔说到这里提高了嗓门。

　　种族歧视淹没了格伦费尔居民求救的呼声。

　　公益组织“终结种族主义病毒”统计数据显示，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英国针对东亚和东南亚人的仇恨犯罪增加了300%。另有官方数据显示，在伦敦，黑人被警方暴力执法的几率高出白人4倍。

　　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及暴力根植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中，“白人优越论”已经转化成全面、持续和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分裂着英国，同样也撕裂着大洋彼岸的美国。

　　有学者认为，弗洛伊德被“跪杀”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只是美国“系统性国家悲剧”的一个爆发点，“我无法呼吸”正在向亚裔、拉美裔等更多少数族裔蔓延。

　　格伦费尔大火后，楼内居民安置问题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引发英国黑人社区强烈不满。在舒凯尔看来，“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真实的谎言”。

“两个英国的故事”加剧上演，贫富分化与种族歧视交织共生，撕裂社会，侵蚀公正

　　建成于1974年的格伦费尔公寓楼位于伦敦西部肯辛顿区。在舒凯尔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位置”。

　　在伦敦，“肯辛顿”是富人区的代名词，但这并非肯辛顿的全貌。这个地区多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南富北贫”差异：北部有不少像格伦费尔这样仓促搭建、条件简陋的高塔楼和“福利房”，周边环境陈旧破败；南部则汇聚着宽敞舒适的独栋别墅，周边是整洁的花园和奢侈品商店。

　　2019年，房地产公司point2homes曾公布一组数据显示，南肯辛顿区家庭平均年收入高达约17万英镑（1英镑约合8.4元人民币）。英国数字报Inews则说，格伦费尔楼所在的诺丁谷选区是英国最贫困的选区之一。

　　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曾在2014年发布一份名为《两个英国的故事》的报告。数据显示，英国最富裕的5个家族所拥有的财富总额高达282亿英镑，比英国底层20%的民众总收入多出1亿英镑。

　　贫富分化，与种族歧视交织共生，嘲讽着英美等国政客标榜的公平正义。

　　今年的感恩节，美国也上演了《两个英国的故事》：一边是美国富豪们狂晒豪华度假区休闲游的照片，另一边则是很多美国民众由于收入下降、债务增加，无法安度假期。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2020年末一份报告显示，从1979年至2019年40年间，1%的人工资增长了160%，90%的人工资仅增长了26%。

　　“一栋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在《美国真相》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引用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这句话，真实勾勒了“一片土地，两个美国”的社会撕裂真相。

民主机制失调，民众心声政府“听不见”，民众有难，往往找不到政府在哪里

　　格伦费尔大火后，舒凯尔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一心想为逝去的亲人和其他受害者寻求公平正义。

　　4年多来，英国关于大火的调查进展缓慢，火灾调查报告第二阶段结果仍未公布。更令人失望的是，追责和惩处迟迟没有结果。

　　今年9月，舒凯尔在英国议会网站上发起一项公众请愿，征集签名支持，要求英国政府在针对火灾的调查中重点关注社会不公和歧视问题。目前，请愿书已得到500多个签名，但距离有可能递交给议会辩论的1万个签名相去甚远。

　　这场大火，映照出英国民主的一个现实：民众的呼声，政府“听不见”，民众有难，往往不知道政府在哪里。

　　美国民权组织represent.us调查发现，在美国，一项重大政策，不管普通民众的支持率是100%还是0，这项政策最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都是30%。但当美国有钱人对一项政策支持率很高时，这项政策最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超过80%。

　　“每一天对我而言都不快乐，都是悲伤的工作日。”舒凯尔哽咽着，竭力维持平静。他想为伸张正义而战，想避免另一个格伦费尔悲剧发生，但现实很残酷，幸福离他更远。

　　新华社近期进行的海外人权治理问卷调查显示，近70%的受访者有普遍共识，认为一个国家人权状况如何，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是重要指标。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幸福是衣食无忧，是免于恐惧，是权利平等，也是正义得到伸张。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一个国家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的重要证明。

　　从0到10，选一个数代表你的生活幸福程度，你选几？这个问题，在伦敦出生长大的舒凯尔给出自己的回答：“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数，那就是负数。”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