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这不，我老家苏北毗邻山东，自古孔儒盛行，尊师重教，到现在还称呼老师为先生，古韵浓浓，文风郁郁。

　　学人必有师。对我影响最大、于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位先生：

　　初中时的孙浩清先生。教语文的孙浩清先生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民办教师，做了我初中两年的班主任（那时初中、高中都还是两年制）。几十年过去了，孙先生上课时的语音语气语调和他略带里八的双脚在教室里来回踱步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尤有三件事终生难忘。

　　一是送给我一个100分。有一次语文课堂听写，我全写出来了。到下一次语文课时，孙先生首先在黑板上矫正了几个字，其中有一个是开展的展，他特别强调尸头下面没有一撇，并且还当全班同学的面报我得了100分，当时那个荣誉感自豪感直冲屋顶。当我拿回批改过的小纸片时，却发现自己写的展字被画了圈，恰恰是多了一撇，立即会意孙先生是为鼓励我而少扣了分。

　　二是教学生用手在大腿上写字。孙先生要求大家多写字。他说，即便你走在路上，手插在裤兜里，看到标语字（当时“文革”刚结束，许多墙头上还留有不少标语口号）也可以用手指在大腿上划划，加深印象。他的这句话，几十年来我都牢记在心行动在手，随时随地随处用手划划，并且还传给了自己的孩子。

　　三是帮助生活和学习双困难的学生。几十年前的苏北农村还相当艰苦，有的同学家庭条件较差且自身要求又不高，尤其是冬天早上经常迟到。因农村是熟人社会，谁是谁、哪家在哪，相互间都是完全知晓的。孙老师就隔三差五地起个大早（常常是早上4点钟出门），步行一两个小时到困难学生家里敲门催早。孙先生的这种责任心始终激励我在日后的学习工作中恪守职业伦理，尽职尽责。

　　高中时的高朝贵先生。高先生是1962年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老大学生，与我舅舅共过事，还到我家做过客，对我略有偏爱，他做了我高中两年的班主任。

　　高先生的最大特点是上课散讲。第一，讲文史知识。高先生上课有时带书有时不带书，即使是带书了，也基本不打开，进教室就开始讲古代文人是怎么读书的，讲从前大户人家的庭院布局和客房书屋里的文房四宝，讲红袖添香、昙花一现、关关雎鸠窈窕淑女、琴瑟琵琶魑魅魍魉等等。有一次，趁他讲兴正浓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做起数学题目。过了一会儿，猛然一抬头，见他站在我身边，一脸严肃地说：你今年肯定考不上大学！我只是朝他笑笑。

　　第二，讲做人道理。这方面，他讲得最多的是到人家吃酒席应该怎样，男同学结婚到丈人家走新亲应该怎样，女同学去相亲应该怎样，每讲一事，还绘声绘色地演示一番，有点类似现在的礼仪培训，经常引起哄堂大笑。至于教学内容，他多是要下课时说一句：今天的课文内容你们自己去认真看。事实上，到高二结束高考时，语文课本的一半都没上完。

　　第三，讲励志故事。他讲勾践卧薪尝胆、韩信胯下之辱、孙膑受害残疾而帮助齐国振兴、司马迁受宫刑而成《史记》等等。此外，他最常讲的就是男同学要发奋读书，将来能娶到漂亮媳妇。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讲了好长时间什么叫单相思，还在黑板上划了图案，最后总结道：“单相思就是你想她，她不想你。”其实，高先生是有所指的。当时，班上有一个成绩很差的男生对一个女生日思夜想，连上课的时候都拿一个小镜子照看后排座位上的那个女生，弄得大家都很讨厌这个男生。说实话，高中两年，高先生确实没教我多少课本知识，却教了许多人生知识，我们师生俩感情很深。前几年，高先生生病住院，我专程回去看他，见面时，先生老泪纵横，我也不能自已。

　　大学时的陈宗伟先生。陈先生是教我数学分析的。在他之前，是一位老先生教的，讲得过于庞杂，一门数学分析课用了好几本教材，弄得学生很头痛。陈先生一来就说，教与学都不在多而在精，一会百会一通百通，教材就用老版本的樊映川《高等数学讲义》，习题集就用同济大学《高等数学习题集》，同学们一片欢呼。陈先生讲课非常精透，语言表达很清晰，他三言两语就把主要问题讲明白，尤其是板书十分漂亮，讲重积分时几笔就画出旋转马鞍面，线条流畅，而且立体感、透视感极强。而且，陈先生考试从来不为难学生，包括他后来开设的《逻辑代数》，都是考前提出明确要求，考卷不出偏题怪题。

　　一次到南京出差去看他，老先生非常高兴，一定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饭桌上聊起了当年读书的事。我说同济大学那本习题集上的每一个题目，都仔细做过三遍。他说这就对了，要学的人自然会认真学的，不想学的人再去压他也没什么效果。陈先生的求精理念深深融入了我的心灵，在日后学习工作中，不论什么事，不做则已，一旦做了，就尽全力做好，做出结果，讲求效果。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实，对为师者提三个要求是有点高了。我从多年读书经历中感受到，一位先生能在“传道”“授业”“解惑”中真正做好一条就已经非常可贵了，学生也将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