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峰书院，深藏在永康方岩久经时光洗刷的丹霞岩窟中。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时年29岁的陈亮来到这方天然石洞，设帐授学，渐成气候，永康学派由此开辟。

　　从此地向东南数百里，飞云江北岸，瑞安老城内一条古朴狭窄的街巷——水心街，户户民居挨着家家商铺，车来人往，满目人间烟火气。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世称水心先生的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就在这条街上出生。

　　从五峰书院到水心街，陈亮、叶适二人构成我们寻访南宋浙东学派文化脉络的一条轴线。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至为繁盛的巅峰期，蕴育了中国古代少见的、精致严密的哲学思想体系。以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事功”思想，与朱熹道学、陆九渊心学鼎足争鸣，描绘出一幅纷繁深至的思想长卷。

　　先贤留在之江大地上的“物”的遗迹，或已在时间长河中湮没；但他们的风骨人人传颂，他们的故事代代流传。他们留下的思想遗产，已然成为浙江人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

　　浙东倡“事功”

　　古代所称之“浙东”，指的是钱塘江以东，由北向南包括从宁波、绍兴到金华、台州、衢州、丽水、温州的广阔地域。

　　朱熹在浙东游历、任职时，就发现这片地方的文人士子多秉持一种独特的学术理念。他发牢骚说，他们热衷于“王霸之辨”而不谈孔孟，甚至“专言功利”。

　　在宋史专家、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看来，朱熹的这种不理解，正反映出南宋浙东学派力倡“事功”的开创性。他们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想路径，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从而把从北宋以来的思想家不断开拓的“理”这一概念，从朱熹的“性即理”、陆九渊的“心即理”一举迁移到日常生活的事物和经世济民的现实追求中来。

　　沿着铺满陈叶的山道，在细碎的秋日阳光中走向五峰书院，陈亮、叶适、金华学派开创者吕祖谦等人的身影浮现在我们眼前，他们都曾在此讲学。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陈亮和朱熹在这里论辩“王霸”“义利”，拉开持续十多年的论战的序幕。

　　通过论战，人们系统地了解了“事功”学说的一系列核心理念。比如，道器不二，主张人不能离开形而下的器物去追求所谓形而上的终极真理。又如，学为成人，把“成人”而不是朱熹所倡的“成圣人”作为人生为学的目标，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和道德的现实转化。

　　“这些理念都指向仁义道德和实事功利的统一性。”永康市陈亮研究会会长章锦水说，“陈亮反对那种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并进一步强调重义轻利、舍利求义的思想，他认为道德追求总是体现在具体的事物和行动中，富国强兵的‘事功’就是在行儒家所推崇的‘王道’。这就是义利双行、王霸并举。”

　　近9个世纪的光阴流去，五峰书院上空，那场交锋的风雷早已消散，满山虫鸣愈衬得四周寂静，唯有一座陈亮的石像仍傲然矗立着，仿如他“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豪迈人格的具象写照。石像下方有碑，陈亮一生的自我评价——“人中之龙、文中之虎”八个字格外醒目。

　　“事功”学说发展到叶适，更臻成熟完备，形成了以“崇义养利”“成利致义”为主要宗旨的学术体系。

　　瑞安市社科联主席邵定美说，对照“内圣外王”这一儒家的经典思想坐标，朱熹、陆九渊两种心性之学，显然属于“内圣之学”。而“事功”学说进一步拓展了“外王之学”的内涵与外延——从哲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到政治、经济、教育、民生等诸多实践，永嘉学派发展出了成系统的思想主张。

　　叶适故居如今已难寻觅。颇让我们惊讶的是，在瑞安水心街上现有一座水心观，其所在处可能就是叶宅的旧址。当地居民告诉我们，观中供奉的乃是“水心爷”，对叶适这个名字反而感到陌生。可见，叶适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影响深远，甚而已逐步演变为一种民间信仰。

　　秉入世之精神，求经世之功利，行济世之大义。南宋浙东学派始终坚持“事功”二字，“事”体现了“事皆寓理、事上磨炼”的中心命题，“功”则映照着“为民立功、为国立功”的伟大理想。

　　怀古思先哲

　　离开五峰书院，车行永康市龙山镇公路上，前方忽然岔出一条小径。下车循径走入草木葱茏之中，跨过一座石桥，迈上数十级石阶，“宋状元龙川陈公之墓”便赫然映入眼帘。

　　思想寓于思想家。我们追思先哲，怀古寻墓，因为南宋浙东学派诸贤的生平经历和精神风骨，就是对他们思想主张的深刻诠释。

　　章锦水感慨地说，陈亮一生，才气超迈，议论风生，敢作敢为，志量非凡。他19岁时就品评历代人物，写出《酌古论》20篇，被婺州太守周葵叹为“他日国士”，却直到51岁才中状元，被授予官职。其间数十年，他为国家民族的复兴殚精竭虑，以布衣之身不断上书，包括著名的《中兴五论》；又先后3次蒙难下狱。陈亮最终死在赴任的路上，追谥“文毅”。这座墓一般认为是他的衣冠冢。

　　叶适的墓，位于瓯江畔海坛山南麓。绿荫掩映，墓前石碑上刻着“宋叶文定公之墓”。由此登高，远望江水浩浩东去，适足以追忆叶适生平——

　　他与陈亮相比，气质上颇多不同。范立舟说，叶适为人沉稳缜密，思想深邃，治学广博而扎实。他小时候常往隔壁林宅玩耍，而永嘉学派的承上启下者陈傅良时为林府家教，于是叶适经常借机问学。叶适28岁就以科举入仕，从此长期参与南宋国家治理，历经政治风云。他先后上书向朝廷举荐34位有才德的士人，都被召用，在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开禧北伐失败后，面对金兵压境、难民南逃，叶适主动请缨奔赴江淮，构筑防御体系，屯田安置流民。宦海沉浮，遭遇罢职期间，叶适就回到家乡著书、讲学，人们经过他家门口，总能看到摆满了四方前来求学问道之人的鞋子。

　　陈亮、叶适二人是志趣相通、学问砥砺的好友。他们多次往来于永康、永嘉两地相聚论学。而以陈、叶二人为中心上下追溯，我们能够画出南宋浙东学派诸贤的群像。

　　如吕祖谦，他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创婺学一脉。如唐仲友，他致力“经制之学”，探究制度利弊，心系国计民生。永嘉学派则有着更为漫长的“前传”。早在北宋，就有来自永嘉的“皇祐三先生”“元丰九先生”把伊洛程学引入温州，又促成了“义利并重”的关键转变。嗣后，薛季宣、陈傅良进一步阐发“附之世用”的永嘉之学，使之得到全国学界承认并产生重要影响。

　　“事功”学说余韵回响，历千年而不绝，其精髓已经融入浙江后人的精神底色，在需要自己面对具体的“义利之辨”时便被唤醒，激发出有着深厚传统支撑的精神力量。

　　余韵历千年

　　与陈亮石像对视，在水心墓前徘徊，我们心头不禁浮现这个问题：“事功”思想，何以在南宋的浙东产生？

　　若我们放飞神思，“穿越”回12世纪后半叶的浙东地区，设身处地体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态，也许能为探究这一问题找到线索。

　　宋代的浙江地区，在唐、五代基础上，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兴盛，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南宋的浙东地区，也属全国商贸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如陈亮的故乡婺州，所属各县手工业极为发达，金华县城、浦阳县纺织业繁盛，号称“衣被天下”；永康县的打铁业生意兴隆。叶适的家乡温州商业发达，“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叶适在诗中曾说当时的税吏“日招税钱三万亿”，虽然未必是实数，但足见商贸之盛况。

　　宋史专家、浙江师范大学方如金教授指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上自官僚士绅，下到平民百姓，各个阶层都对物质财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浙东地区的学者、官吏“下海”经商绝不少见。陈亮的众多亲朋好友都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他的岳父大人更是当时的义乌首富。

　　显然，特殊的时代、特定的地域环境，蕴育滋养了陈亮、叶适等浙东学派著名学者的重商思想，他们进而对传统的“重义轻利”“重农轻商”“为富不仁”观念提出挑战，批判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的主张。这不是说他们成为了商人阶层的代言者，他们并没有丢弃自己文人学者的身份，而是从经商致富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出了“义利并举”的思想精义。

　　与后方的繁华富足形成对比的，是南宋边境的持续紧张。这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不能不让陈亮、叶适这些积极入世者感到，那些仍在空谈心性义理的人实在是“风痺不知痛痒”。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强调“事功”，最终指向的并非个人的飞黄腾达，而是匡扶家国的高远理想。

　　“事功”思想余脉绵延。邵定美认为，“事功”学说“道不离器”的唯物观，“修实政、行实德”的实践论，深刻启发了后世宋濂、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从而成为主张崇实黜虚、实体达用的明清实学的主要渊源。到晚清，温州学者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积极重振永嘉学派，倡导维新儒学，冀以振世救弊。他们深刻认同永嘉学派“必弥纶以通世变”的现实意义，作新国学、躬行西学，亲自践行经世致用理念，推进教育兴国，力行实业救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商、实干、创新的温州人创造的温州模式，同样堪称是对“事功”学说的生动实践。

　　一脉贯注，回响不绝。南宋浙东学派高扬的“事功”之旗，今日仍在激发我们志存天下、经世致用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