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众议院10月12日通过一项短期调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法案，暂时避免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由于参议院上周已通过这项法案，该法案随后将递交总统拜登签署生效。该法案将暂时调高债务上限约4800亿美元，确保美国财政部可履行支付义务至12月3日。

　　但这一权宜之计并未真正解决民主、共和两党在债务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将债务上限危机拖延到12月。

　　美国国会曾于9月底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继续运转到12月3日。如果国会两党不能在12月3日之前就新财年预算和债务上限问题达成协议，联邦政府届时将再度面临政府关门和债务违约的双重风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告诉新华社记者，美国债务问题次债危机以来就一直存在。如果美国经济实现高增长，债务问题或可缓解，但美国经济高增长不可持续，美国债务问题已成为常态，新冠疫情等因素又加剧了美国债务困境。美国经济已高度债务化，如滚雪球一般无法根除。

债务上限：美国财政部的“信用卡额度”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定义，债务上限是指美国政府根据国会授权为了履行现有法定义务而能够举借的债务总额，这些法定义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军饷、国债利息、退税以及其他开支。通俗地讲，可理解为美国财政部的“信用卡额度”。在债务上限之内，财政部可自行掌握发债节奏；触及上限后，财政部需国会调高“信用卡额度”或暂时取消“信用卡额度”限制后才能继续发债。

　　美国国会1917年首次设立债务上限制度，旨在定期检视政府开支状况，但事易时移，近年来，债务上限日益成为两党博弈的重要筹码，已难实现强化财政纪律、控制债务增长的初衷。两党拉锯战多次造成金融市场波动，但避免债务违约仍是两党博弈坚守的底线。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债务上限尚不到3万亿美元，如今债务规模已突破28万亿美元大关。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数据显示，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已修改债务上限98次，其中大部分是将债务上限调高一定额度。但2013年以来，美国国会不再直接调高债务上限，而是设置时限暂停债务上限生效，允许财政部在此期间不受限制地发债。

　　2013年以来，美国国会已7次暂停债务上限生效。最近一次暂停始于2019年8月，当时债务上限约为22万亿美元，国会允许财政部继续发债直至今年7月31日。从8月1日开始，债务上限恢复生效。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9月底表示，财政部为筹集联邦政府运转资金而启动的非常规手段预计在10月18日用尽举债空间。

美债“绑架”全球经济

　　长期以来，美国国债得到美国的政府信用担保和经济实力支撑，一直被视作国际金融市场“最安全”的投资工具，是许多国家外汇储备的重要资产。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基准，美国国债市场则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流动性的债券市场，受到国内外投资者青睐。

　　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债务违约，美国国债“无风险”是全球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预期。即使仅是有关债务违约的担忧增加，也足以对金融市场及美国经济构成冲击。

　　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统计，截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已超过21万亿美元，约29%由外国投资者持有，其余由美联储、美国国内银行、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和个人持有。美国国债如果违约，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将会造成“经济灾难”。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警告，美债违约可能引发一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利率飙升、股价急剧下跌和其他金融动荡，美国经济将重回衰退。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塞西莉亚·劳斯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尚未从新冠疫情中完全复苏，美债违约一旦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可能会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糟糕。

　　陈凤英认为，美国两党自恃美元霸权优势，制定政策时少有国际协调沟通，美债危机的不确定性会影响美国债市、股市、楼市和美元汇率波动震荡，进而传导到全球市场，增大全球投资、贸易等多领域风险和波动，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各国应继续紧盯美国经济和政策走向，及时优化投资组合和外汇储备组合，尽可能抵御风险。

美元或将不再是全球“安全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以无限量发债刺激经济，而国内通胀相对可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主导地位。美联储经济学家认为，长时间的美债违约可能会使投资者不愿持有美债、甚至美元计价的资产；虽然投资组合的调整相对缓慢，但会推动美元贬值，投资者也会对所有美国资产提出更高的风险溢价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自欧元诞生以来，美元资产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已从71%降至去年第四季度的59%，为25年来最低水平。这期间，欧元资产所占比例维持在20%左右，人民币等其他货币资产所占比例则升至约9%。这表明各国央行在逐步减持美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认为，长期来看，美国肆意挥霍造成财政赤字大幅扩张、广泛使用基于美元的金融制裁，以及欧元和人民币等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都会对美元的现有储备货币地位构成威胁。

　　艾肯格林则认为，美债违约将造成美元暴跌，美元将失去全球“安全港”的地位。

　　专家指出，当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并非“天赋神权”，如果美国继续挥霍其国际信用，财政货币纪律松弛，滥用经济金融制裁搞霸凌主义，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长期来看，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将严重透支美国政治信用、削弱美国国债信誉和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顾问阿马杜·西表示，这为金砖国家、非洲国家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治理改革提供了更多理由。一些经济体也将考虑推动外汇储备资产构成多元化，逐步减少对美国国债的依赖。

债务上限沦为

党争工具

　　近年来，债务上限问题屡屡成为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博弈的政治筹码。几乎每隔几年，两党都要上演一场挑动全球市场神经的政治“闹剧”，个别政客甚至不惜代价将美国推向债务违约的“悬崖边缘”以捞取政治资本。

　　美国新墨西哥州民主党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说，债务上限沦为党争工具，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是多么荒谬。

　　虽然两党常在债务违约的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但债务上限危机的频频上演折射出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社会共识难求、治理体系失灵、政治信用透支的严重弊端。这不仅成为美国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波动的重要风险源，其外溢效应也通过美债、美元和金融市场扩散到全球，威胁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

　　2011年8月的债务上限违约危机是美国迄今距离“技术性”违约最近的一次——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提高债务上限持续博弈，在距离违约只有数天的最后关头才达成妥协——曾造成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导致美国历史上首次遭遇主权信用降级。当时美国短期国债遭到抛售而导致利率飙升，美国股市出现大幅回调，消费者信心受挫，经济增长受到拖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被迫为其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券支付更高利息。

　　分析人士认为，避免债务违约仍是两党博弈坚守的底线，但多种因素正加大美国债务问题“擦枪走火”的风险。一是疫情反复给联邦政府支出的可预测性带来干扰，制约财政部采取非常规措施的能力；二是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愈发严重，压缩双方妥协空间；三是两党2022年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政治干扰进一步加剧。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现有政治制度下，债务上限由经济议题沦为两党斗争的政治工具，是债务问题屡次发展成危机的原因。

　　（综合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