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约就读于北师大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多少有些偶然机缘。她原来在南方一个领潮流的报业做得风生水起，在那里正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时候，突然北上，随后数年，又向往起学术。现在我们读到的这本书，就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做起来的。

　　杨绛先生深受一大批文艺青年热爱，她早已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精神规格，一种历史仅有的存留。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史中定位杨绛？这是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命题。

　　吕约的博士论文《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可谓迎难而上，毕竟，这是学术史上第一篇对杨绛创作进行有系统的总体性述评的博士论文，她要处理的文本对象是九卷本的《杨绛全集》。幸运的是，吕约在杨绛那里找到了共振的主脉，或者说，她在杨绛先生的那些文字中找到了自己。

　　基于女性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吕约首先将杨绛的创作特征总结为“智性”，这是准确的，也是杨绛与萧红、张爱玲、丁玲等女作家的本质区别。然而，杨绛的“智性”却又是有温度、有关怀的，那不是纯然的客观理性，而是理性对感性冲淡中和后的动态平衡。由此，吕约将“智性”推进为“喜智”与“悲智”，她试图用这组情感辩证法来诠释杨绛，并还原文学研究的某种“感性”。

　　吕约读杨绛先生，是读到书里面去了，读到人的心里和风格气韵里去了，那都是她所向往的。吕约无疑是极为崇拜杨绛先生的，她想标举那种人品，那种洁净的气质，那种心灵的自然朴实。就为文来说，杨绛先生的文艺粉丝都喜欢她的自然清雅、灵秀安静。这点吕约也是极为着迷的，不过，作为一次理性的、理想性的把握，吕约要发掘出杨绛作品更内在的意蕴，更理论化地表述那些内涵。

　　吕约这就选择了切入“智性”这一环节。吕约分析说，杨绛的“智性”首先体现在，她赋予了文学创作整饬的秩序。在戏剧、小说和散文三种文体中，吕约的论述层层递进，从主题到修辞，进而抵达形式风格。

　　以《我们仨》为例，全篇由“入梦”“长梦”“梦觉”三部分组成，以“梦幻”作为全篇的结构基础和总体象征，其中，真与幻、实与虚、经验与梦境、回忆与想象，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诸要素之间互相映射、互文相足的审美结构。作者由此得出了精准的结论：杨绛的记忆书写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梦的诗学”。

　　作为文学研究者，吕约的“智性”还表现在她强烈的问题意识，只有坚持以问题意识为主线，论述才能纲举目张。

　　在严整地论述了“喜智”与“悲智”之后，吕约再进一步，将杨绛的文学创作拔升至“总体风格学”的理论高度，这也是她真正的问题意识所在。可以说，锚定一位作家的“风格”，是文学研究者的根本任务，它需要文本细读与作家批评的基本功；然而，若是纳入文学史视野进行全盘思考，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内部研究”，而必须具备一种“向外转”的意识，必须回返至历史现场，观察文本与历史的互动。

　　令人欣喜的是，吕约没有止步于对杨绛戏剧、小说与散文的分类阐释，她重新定义了“总体风格”的概念，在她眼中，所谓“总体风格”即“作家个性”与“社会历史”的协商。她真正试图提出的问题是：作为一位女知识分子，杨绛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究竟有何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已置身于一个媒介变革的大时代。在媒介转型的语境之下，杨绛的文化形象与其文学史上的文学形象发生了某种“偏离”，这似乎是必然的，却也是必须被讨论的。杨绛是如此抗拒知识分子的英雄想象，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市场机制运作之下，她却被大众传媒塑造为一个“文化英雄”，这种“事与愿违”是很有趣的。

　　《我们仨》在图书市场上的营销策略是“温情”，而那些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犀利洞见则被遮蔽了。文学家杨绛的一生可以被仅仅限定为“贤妻良母”吗？这显然是对消费者的某种迎合。我真正关心的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拨开媒介意识形态的种种雾障，把“杨绛”还给“文学”？我们如何从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角度去重绘杨绛的文化肖像？我们如何从杨绛这一个体出发，得以管窥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脉动？

　　在这个意义上，“论杨绛”更是研究者的一种文化选择，而吕约的“喜智”与“悲智”正为我们提供了切近杨绛的有效通道。

　　（选自书序，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