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毒的蜘蛛，0.006毫克的毒液就可以毒死一只老鼠；最高的树，可以长到156米……自然界中，生活着数百万种各色生物，它们激烈竞争又相互依存。据统计，平均每一个小时，地球上就有一个物种濒临灭绝。

　　在不久前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生物多样性保护话题再次引发关注。在钱塘江源头，有一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田山森林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研究站（以下简称“古田山站”）。十多年来，这里的研究成果被学界广泛引用，为全球环境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益经验。近日，我们来到古田山站，跟随科研人员上山做了一次生物多样性野外“科考调查”，以管窥这个藏在深山里的“科学世界”。

　　“研究”天地

　　与花草树木

　　古田山站始建于2009年，是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和全球森林监测网络的重要节点。“你看，我们台站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里是典型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主要分布区。钱塘江源头山高林密、物种丰富，还是长三角的‘天然水塔’，自然环境十分独特，所以我们选择将台站设在了这里。”走进台站，中科院博士后、古田山站站长助理王宁宁，指着走廊上的世界自然植被分布图介绍起来。

　　古田山站主要致力于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及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的监测、保护和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固定科研人员15人，站长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走进站内，除了办公室，还有大实验室、植物标本室、土壤标本室、生理生态实验室和烘箱室等，不少房间内部摆放着各种实验仪器，给人一种满满的“科学味”。

　　2016年到古田山站工作的王宁宁，一年中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待在这里。她介绍，这里先后建立了四大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研究平台。“每一个研究平台，背后都有一套完整而复杂的科研体系。比如我们的全境植物多样性监测平台，就建立了750个从0.04公顷到24公顷不等的监测样地，总监测面积达70公顷。在样地内，我们会对胸径大于等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一一进行调查、定位并鉴定到物种，每5年复查一次，已形成了从局地群落到景观尺度的多尺度植物多样性监测网络。”王宁宁说，为了做研究，他们还从1600个采样点采集了土壤、真菌，并建立了16个微气象站。接下去，他们还要建设覆盖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境的气象、水文和土壤等环境要素监测网络。

　　有人打趣道，古田山站的研究对象，包括天、地和空气，也包括了山中的鸟叫、地上的溪流、枯黄的落叶、消失的动物脚印……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要上山，采集相关植被“生老病死”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变化。

　　野外调查

　　考验“脚力”

　　次日早上7时刚过，我们如约来到了古田山。王宁宁正对照表格一一点名。这次上山共有28个人，除了王宁宁，还有20多名台站聘用的“调查人员”，他们又被称为“农民科学家”。这些人都经过了严格培训和筛选，具备辅助和支持台站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研究的能力。平时野外“科考”、标本收集、数据记录等基础性工作，大多由他们完成。

　　目的地叫“24公顷”大样地。出发前，大家备足了饼干、水等食物。路上，根据任务不同，队伍被分成5个小组。我们跟王宁宁、“农民科学家”江福春等人一组。山高路远，一路上，我们不仅“跋山”，还要“涉水”，踩着光不溜秋的溪滩石，“四肢并用”往上爬。一些上山路段，坡度很大，非常考验“脚力”。

　　“24公顷”是一片面积达24公顷的原始森林，它被准确地划分成600个均匀方格，里边监测和记录着14万余棵胸径大于等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你看，这株柳叶腊梅上挂着GT07030326标牌。GT代表古田山‘24公顷’大样地，0703代表是07线上第3个长宽都为20米的样方，0326是这棵树在该样方内的编号。”王宁宁边走边介绍。不仅植物主干，从这株柳叶腊梅根上萌生的胸径不小于1厘米的枝条，都被挂了“1号”“2号”等标牌。“每挂一个牌，背后都有对应的记录档案，这相当于这棵植株的身份证。”王宁宁说，通过5年、10年……日积月累的监测、分析，以了解这么多不同生物为何能在这里和谐共生？面对气候变化，它们又将面临怎样不同的命运？“这一系列问题将在科研中一一被‘解密’。”说着，江福春拿出胸径尺，对一株柳叶腊梅做了仔细的测量、登记，并给其挂上一个新标牌。

　　一路走、一路调查，看到一些特别的植物样本、种子、动物脚印等踪迹，科研人员也会细致地收集和记录。回到台站时间已近17时。据介绍，这样的常规野外监测调查，科研人员每年要开展上百次，并据此建立长期、动态的数据库，为科学研究、政府决策等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保护案例

　　上了联合国大会

　　不仅对天然林实施野外实地监测，古田山站常务副站长任海保介绍，他们还在钱江源附近建立了一块50公顷的中国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实验平台的样地。“我们模仿钱江源的森林生态系统，培植了各种生物多样性组合的人工林，希望以此来揭秘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功能中发挥的作用及背后的机制。”任海保说。

　　“通过对30万株树木连续8年的监测，我们发现16个物种的混交林生物量增长，是纯林的两倍。”任海保说，这一发现，为鼓励采用混交造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加碳固定、减缓气候变化的森林恢复策略提供了科学指导。不仅自己研究，古田山站还与北京大学、美国斯密森研究所热带森林科学中心等30余个国内外知名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展生物多样性合作研究。

　　这几年，古田山站的相关研究，不断被应用到钱江源的保护中。这些年，钱江源野外科考，调查到了新记录物种1401种。“这几年，通过全境网格化动物多样性监测平台，我们发现开化长虹乡、何田乡交界处的几十亩林地，很适合黑麂繁衍，但由于附近农民耕作频繁，黑麂活动范围一度被侵扰。随后，我们对该区域做了保护，让黑麂得以‘重回故地’。”钱江源国家公园科研合作交流部主任余建平说，为保护白颈长尾雉，他们加强了对相关农田药物喷洒的管理，以保护该地微生物、小虫子等“生态链伙伴”不被大量杀死。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这几年，我们陆续出台了一些保护保育和生态修复措施，钱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钱江源国家公园常务副局长汪长林说，去年，我国代表在第74次联合国大会上发布的《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钱江源国家公园作为中国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案例代表载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