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流淌数千年，蜿蜒几千里，见证了时代的更迭，更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

　　她，就是大运河。

　　肇始于春秋时期，贯通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发展于元代，巩固于明清，大运河贯通五大水系，串联七大古都，成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经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运河，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条“母亲河”。

　　千百年来，大运河奔流不息，恰如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奔涌向前。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傅峥嵘致力于大运河研究、保护多年，曾参与大运河浙江段申遗工作。这一次，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听他讲述大运河的前世今生，翻开这流淌千年的诗篇。

沿线市镇

因河而兴

　　有水的地方总有桥，散落于大运河上的古桥，跨越了千年历史，在粼粼水光倒映中，连接着古人与今人的对话。

　　位于嘉兴秀洲区王江泾镇的长虹桥，是大运河进入浙江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全长72.8米的三孔石拱桥，400多年来雄踞两岸，成为浙江北大门的“守护者”。登桥远眺，北面的江苏吴江盛泽，南面的嘉兴北门外，均隐隐可见。傅峥嵘告诉我们：“长虹桥所在的王江泾镇，是苏浙边界的战略要地，传说是春秋吴越舟战的古战场，吴国曾在此地筑有军事要塞——射襄城，而该河道可能就是百尺渎的一部分。”

　　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百尺渎”即为沟通太湖和越地的人工水道，被吴国用来运送粮食，这也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江南运河之一。“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的邗沟，而这一历史记载说明江南运河和北方的邗沟一样，是中国大运河中最早修建的河段之一。”傅峥嵘说。

　　大运河让远离中原的江南水乡开始走进中华文明的核心圈。

　　一河千载通南北。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下令疏浚拓宽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和邗沟，与此前开凿的永济渠、通济渠等连接，实现了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北京）， 南达余杭（杭州）”的中国大运河的首次全线贯通。从京腔京韵到吴侬软语，1000多年来，南北文化在大运河上交织出了绵延千里的锦绣画卷。

　　“与北方开挖式的修河方式不同，京杭大运河浙江段的修建方法巧妙地适应了其所处的水乡环境。”傅峥嵘说，浙江人民修筑了大运河，同样，大运河也造就了浙江。

　　浙江河网密布，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先民就在沼泽湿地边缘规划航线，两边垒筑堤塘水坝，形成运河。这样的人工河道，不仅可以抵御洪涝等灾害对航运的干扰，还能保障运河灌溉、供水、导流等功能。当运河边开始围堤蓄水、开垦农田，浙江的农业生产日趋兴旺。唐代诗人李翰在《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可见当时嘉兴农业已经高度发达。

　　运河、塘堤等纵横交错，编织出浙江这片鱼米之乡。傅峥嵘提及，大运河最重要的功能是漕运，于浙江而言，这里不仅是漕运的途经地，更是漕粮的生产基地。据记载，至明代，浙江每年担负的漕粮已约占全国总量的10.9%。

　　不仅是灌溉农业、水运便利，桑基鱼塘的生产模式同样从运河边产生。如此，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地区又成为了丝绸之府，并通过大运河走向世界。“曾经，位于湖州南浔的大运河頔塘段催生了一大批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黄金狗’为代表的丝商群体，如今，頔塘两岸仍保留着众多丝商遗留的建筑和园林，似在诉说当年的繁华与富足。”傅峥嵘说。

　　源源不绝的运河水，滋养了浙江两岸人民。沿岸的农业、丝织业、茶业等蓬勃发展，运河之上船舶往来，商贾云集，运河边码头、商铺、集市、城镇逐渐兴起。傅峥嵘赞叹：“正是大运河中灵动的水，衍生出了浙江独特的人文景观、发达的经济生态和丰富的地域文化，历经千年，仍散发勃勃生机。”

光阴故事从未停止

　　大运河，始终贯穿着历代人民对河道治理的智慧。作为千百年来人类活动的产物，大运河2500多年的通航，离不开一个个水利工程。傅峥嵘说，今天所谓的京杭大运河浙江段，其实是一处网状运河，包括东、中、西3条主线和众多支线，正是江南水乡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上与运河相关的工程技术，造就了大运河浙江段的地形地貌。

　　站在海宁长安镇的虹桥上，可以看见一处石砌的分水墩，运河水曾经在此分为两脉，这里便是长安闸所在。往南是元代所修的拖船坝遗址，向北则可依次穿过著名的宋代长安三闸。年岁悠远，上闸和中闸已经淹没于水下，只有下闸还留有一段闸门柱，在玻璃护罩下方安静矗立。

　　原来由杭州流出的上塘河，经过长安与东苕溪流域的崇长港相接，继而逶迤向北，而上塘河崇长港为上下河流，高低悬殊，水位高差达1.5米至2米，无法直接通航。因此，长安镇上筑起了闸坝，负责船只上下，成为重要的航运枢纽之一。傅峥嵘表示：“长安闸并非大运河上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水闸节制工程体系，却是至今保存相对最完整、能够较清晰反映江南运河发展路径和工程技术演变轨迹的运河文化遗产。”

　　经考古调查所发现的长安闸遗址，其“三闸两澳”所处位置与宋《咸淳临安志》所附的“盐官县境图”标示位次基本吻合。可见，长安闸遗址及其航道与两宋时期并无改变。如今，我们从北宋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得以一窥长安闸“三闸两澳”复闸系统的奥秘。“三闸”以闸门的次第启闭，调节闸室水位，形成上下河之间的“平水”，实现通航，其运行原理与今长江三峡船闸近似。“两澳”分上澳和下澳，“水多则蓄于两澳，旱则决于注闸”，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长安闸三闸两澳的体系，通过各设施的联合运用和严格的管理措施，达到了船行顺利、水量循环利用等多重工程目的，成为江南运河技术含量最高的船闸之一。而这一体系运用比欧洲类似的工程还要早约300多年，成为我国水利工程技术在13世纪之前领先世界的实证。

　　历史光阴倏忽而逝，昔日长安闸的喧嚣今已寂然。当我们站在“下闸遗风”石碑旁，耳边是滔滔河水声，却仿佛还能看见唐宋时期舳舻千里的繁盛场景。“轰隆隆”，恰逢此时，一列火车从长安闸上方的沪杭铁路飞驰而过。傅峥嵘说：“1908年，正是因为途经长安的沪杭铁路修建通车，长安三闸的格局至此被打破。千年时光流转，运输技术的更迭从未停止，而大运河海宁段则有幸成为了见证者。”

　　站在长安火车站与崇长港之间的下闸桥上，傅峥嵘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场景——当年，漫画家丰子恺回故乡时，就要先从杭州搭乘沪杭火车在长安站下车，再换坐小舟到石门湾去探望故里。他不由感慨：“从摇橹坐船到公路、铁路逐渐发展，再到我们今天的日常出行，大运河里的光阴故事从未停止，它所记录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岁月变迁。”

活态保护

还河于民

　　尽管时光流转，运河却从未停止过她的脉动。在傅峥嵘看来，大运河浙江段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当传统“漕运”时代全面结束后，依然保持了客货轮船航运功能，并繁忙至今。

　　如今，当我们站在杭州拱宸桥上登高望远，还能看到满载货物的船只缓缓驶来，运河水波荡漾，泛起阵阵涟漪。

　　拱宸桥最初是座木桥，明崇祯四年（1631年），当时的举人祝华封为解两岸船渡之苦，募集资金造桥。清代初年，木桥倾塌后，改建为石桥，后几经毁坏重建，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杭人丁丙的主持下重修，建成了现在所看到的拱宸桥，全长92.1米，桥身高约16米，是杭州最高最长的石拱桥。傅峥嵘指着桥下的水泥墩回忆：“2005年，拱宸桥主桥墩两侧修建了4个防撞水泥墩，防止桥墩受过往船只直接撞击而损伤，还在每个水泥墩上放置了古代传说中能镇河妖、防洪水的石雕趴蝮与古桥相配。当前，我们在进行拱宸桥的保护设计时，会考虑现代水运对古桥安全的影响，并通过适当的工程技术措施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

　　今天，我们守护大运河，守护好这条活着的、流动的、发展的千年文脉的方式，就是要在其中刻画上属于这个时代的印记。

　　自2002年起，杭州市运河集团就对沿线39公里、78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综合保护与开发，累计搬迁污染企业450余家，新增和提升沿岸绿地约130万平方米，运河沿岸200多万居民的生活品质得以提升。明年1月1日起，《浙江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即将正式施行，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省级地方性立法，将为我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提供法律依据。

　　不仅是保护，还要发展，要让运河“活”起来，浸润现代生活。如今，在拱宸桥畔走一圈，我们发现这里已成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产业、生活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示范地。不久前，在2020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活动上，我们还看到了关于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的规划：大运河博物馆、音乐厅、大剧院、文化交流中心等串珠成链，将集中展现大运河悠久文化历史并延伸出旅游、演艺、交流等业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依托杭钢厂工业遗存的保护和改造，将导入公园绿地、文化体育等功能，让厚重的工业遗存摇身变成时尚潮流的艺术打卡地……

　　大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傅峥嵘说，当前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通过保护文物、梳理文脉和传承文化，让大运河成为沿线城乡居民的品质生活空间，让运河文化真正融入百姓生活。

　　千年古运河，串起了沿线如珠玑般的城市，流动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而今，充满智慧的浙江人民将在这条历史长河里续写当今时代的诗意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