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迎秋先生。

　　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怎样理解国内需求对于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

　　刘迎秋：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党中央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为稳定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作出的战略部署，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经过7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4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平均有了很大提升，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国民经济结构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进一步提升国民福祉的要求下，在国内外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重新抬头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就需要从较多依赖国际经济循环转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内市场是形成新发展格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事实上，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便开始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例如，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随着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不断深化，中国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在全球的比重会越来越高、贸易顺差也会越来越缩小，中国经济必然会越来越依赖内需的发展。

　　记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刘迎秋：是的。满足国内需求，首先要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其一，虽然我国经济整体结构已经比较完善，但层次还比较低，有自主产权的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还不够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还不能与不断提高的国民需求相匹配，需要通过更新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技术，包括技术的更新、创新、升级与换代，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产品生产的集聚、产业链条的发展与完善。

　　其二，过去我们有相当数量的核心生产环节依赖国外技术，存在产业链受制于人的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不断发生的新变化，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必须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国内更高水平的产业链、培育更多更高技术含量和更高附加值的新产能、新产业。

　　满足国内需求，也要解决需求侧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我国人口和市场基数是超大的，问题在于怎样培育出更大的新优势、挖掘出新潜力？我认为，解决需求侧问题的关键是优化投资需求结构和促进消费需求升级。

　　满足国内需求，既要抓供给侧也要抓需求侧

　　记者：经济学上常将投资、消费和出口比喻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投资的角度看，您认为优化投资需求结构的侧重点在哪儿？

　　刘迎秋：一方面要正视、重视并引导好房地产、金融等热门投资需求，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例如，在解决房地产行业投资过热的问题上，中央明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同时，房子也是商品，要更多运用市场手段和法律手段，通过市场内部的自我调节和市场的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来稳定房市、适度发展，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

　　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扩大各类有效投资。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央和地方不仅推出各类专项债务、抗疫特别国债，而且将刺激投资的新方向放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这“两新一重”建设上，这是对的。与此同时，仍然要进一步加强和优化传统基建以及传统产业的更新改造投资，完善投资结构，加大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旧城改造、农业农村等领域补短板力度。

　　投资不仅要盯住国家层面的项目，还要盯住企业自主投资项目；不仅要盯住企业自主投资，还要盯住不同群体的投资。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投资要尽快提到日程上来，把它作为优化投资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一，传统产业多为服装鞋帽、日用工业品、食品以及现代耐用品等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产业，但普遍存在技术含量不高等问题。这表明，传统产业领域仍然需要追加投资，推动传统产业更好、更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在聚力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未能得到满足的基础性消费，既是挑战更是商机，问题和困难最多的行业也是取得成功机会最多的行业。

　　其二，互联网行业的超级红利虽然正在消退，但整体红利仍然普遍存在，并且正在深度融入实体经济，“互联网＋工业制造”“互联网＋商品流通”和“互联网＋消费”等模式正在成为主流。企业可以在这方面加大投资。

　　其三，实体经济是其他各类经济活动的基础。不管是技术创新、工具创新还是业态创新，一切创新最终都要回归到实体经济中来，回归到生产经营效率的提升上来。具体到传统产业上，旧的机器设备、旧厂房跟不上行业标准和实际需要，必须更新；生产环境卫生不达标，清洁化水平不够高，要加快整改；新的生产线和产品研发也需要资金投入。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已经站上了风口，向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

　　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形势造成了一定冲击，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名义下降3.5%，实际下降6.6%。如何提振国民消费信心，全面促进消费？

　　刘迎秋：最终消费分两种，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总体而言，政府消费应该走节约的道路，建设节约型政府，通过更合理的分配方式让利于民，更多地让老百姓去消费。我认为，要使中国的国内大循环健康发展，重点在于引导消费。

　　怎样引导消费？目前各地采取的举措有降低贷款利率、发放消费券等，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降低贷款利率，可能导致大量的货币冲击市场，特别是投机市场。长时间发放消费券，可能带来通货膨胀——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带来“货币幻觉”，产生拉动需求、推动供给的效应；但恶性的通货膨胀将给社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甚至破坏作用，是对国民福祉的严重损害。因此，严格说来，上述举措都是应急性、暂时性的。

　　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广大民众的消费水平最终取决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在收入水平给定的情况下，民众会按照自己收入的生命周期来安排消费，所以消费是分层次、分阶段、有周期的。大家经常强调中国有14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数量优势，但是，如果人们对自己的收入没有稳定增长的预期，就不会、不愿、甚至不敢更多消费，这样一来，内需市场的潜力就无从谈起。必须清醒地看到，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企业的函数，企业是企业家的函数。企业家没有信心，企业就没有活力，就业就不能提振，收入就没有提升基础，居民没有收入就不可能有更多、更大规模的消费。所以我说，消费不是“刺激”的，也是不需要“刺激”的。消费作为收入的函数，只能是通过引导使大众作出理性、科学和能够带来更大效用的消费支出安排。

　　因此，要扩大消费进而拉动国内需求，就要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好就业和企业发展的推动工作，要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有数据显示，当前，民营企业就业存量占比近80%，增量占比接近甚至超过100%，民营企业是城镇就业的最大保障。因此，保市场主体，重点是保民营企业。要牢牢抓住民营企业这个“关键变量”，宣传、弘扬企业家精神，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以此来保证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更大幅度提升劳动者和广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除此之外，要把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消费潜力较大的中低收入者作为引导、拉动消费的主体。这方面工作的重点有：加快完善教育、医疗、失业、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解决两亿多农民工的户籍、住房、子女教育、社保等难题，使他们享受到稳定的市民待遇；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保水平、扩大农村社保覆盖面，推出更多像新农合一样的社保新产品；进一步清理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高物价”“乱收费”现象，加大监督和惩戒力度，如此等等。总之，要创造稳定向好的生产环境和生活保障，使更多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消费好。

　　浙江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要再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记者：您在上文中提出，保护和发展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对于提升居民收入、拉动内需、畅通国内循环意义重大。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是否占有先机？

　　刘迎秋：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发展民营经济具有坚实的基础。然而，浙江大型制造业企业占比小，存在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学研转化不够畅通、企业经营管理仍有代际缺口和接续不力等问题。浙江要加快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融入和引领新发展格局，优势和重点之一在于再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具体来讲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举措：

　　一是鼓励、引导企业兼并重组、股份合作。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整合有效市场资源，推动更多大企业和小企业或中小企业间的联合、合作。通过企业兼并、股权转让、股份合作等实现企业兼并重组的重要机制和方式，形成更多大型、超大型、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企业，快速提升产业层级和行业集中度，培育壮大更多新的产业增长极。

　　二是在块状经济的基础上推动区块之间链的相连、形成更多更高水平的产业集群。浙江块状经济发达，且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但同时也存在横向割据、低产能、同质化竞争等问题。要探索加强块状经济之间的链接合作，尤其要运用数字赋能手段，通过科创走廊、产业飞地、工业互联网等平台载体，推动资源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增强区域内协同分工和整体抵御风险能力。

　　三是要做好引导消费的工作，就必须在产品的迭代升级上下功夫。消费的基础是生产。因此，要尤为重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对于现有产品和服务，好用的可以考虑进一步简化使用或促其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资源能源消耗多的要降低消耗；技术含量低的要向技术含量高的靠拢；容易造成污染的要通过研发更多清洁产品加以替代，并由此用优质供给促进、引导和推动消费。

　　四是要积极帮助和扶持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更好发展。要对浙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色进行排序，把发展注意力和政策倾斜集中到排序层级高、发展前景好、发展后劲足的领域和企业上。对于目前发展面临一定瓶颈的支柱型民营企业，要帮助他们总结分析成功与衰落的经验教训，使其顺利走出困境、重振雄风。在这方面，政府要主动担当，牢固树立“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理念，主动组织专业力量帮助他们分析问题、加大纾困扶持力度，增强企业家信心，坚定企业家发展的决心和恒心。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发挥民间力量。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要在帮助企业上做更多工作。企业与企业之间也可以通过相互帮扶共谋发展。而对于发展迅速、条件优越、具有一定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区块链等，要鼓励和引导好，抓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推动浙江做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的领头羊。

　　总而言之，要总结改造传统的、发现促进新兴的、梳理提高支柱型的，做到包容、有序发展；要保护企业、保护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在推动企业更好更快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提升企业效率、增加劳动就业、提高劳动收入、拉动国内需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