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昂扬的曲线：165元、219元……29876元，1978年以来，浙江农民收入不断走高，已经连续35年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这是不断刷新的奇迹：全省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1200万减至1999年的60万，再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今年，我省将消除年家庭人均收入8000元以下情况。

　　10月12日，在景宁举办的国家扶贫日浙江主场活动上，浙江首次发布精准扶贫报告和十大案例。

　　浙江是全国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也率先实现了从解决农村整体性贫困到绝对贫困、再到缓解相对贫困的迭代跃迁，成为全国人群贫困解决最好、区域发展差距最小、全面小康实现度最高的省份之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扶贫之路。

　　浙江的扶贫体系怎样建立，又是怎样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记者带你解码这份“浙江经验”。

对象怎么找

逐渐缩小的扶贫“包围圈”

　　“七山二水一分田”，是浙江的省情。由于人多地少、山多田少，浙江一直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扶贫任务。早在1978年，全省农村贫困人口1200多万，农村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0多年来，浙江人用智慧和勇气，在扶贫脱贫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在不同阶段重构创新扶贫“打法”，从解决整体性贫困，到解决区域性贫困，再到聚焦每一个低收入农户，解决贫困的“成绩单”不断拉高。

　　在改革开放推动下，浙江沿海和平原市县经济较快增长，农村贫困面不断缩小，但地理位置偏、资源禀赋少、交通条件差的浙西南山区（8个贫困县、334个贫困乡镇）发展相对缓慢。

　　为了补上这块短板，浙江的扶贫思路开始转变，不再单从面上进行体制改革，而是转向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1997年，浙江以8个贫困山区县为重点区域，以区域内全体农民为对象，着力消除县域绝对贫困，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份；2002年，通过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浙江101个贫困乡镇农民人均收入超过1500元，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乡镇的省份。

　　2002年，浙江以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61个乡镇为重点，启动“山海协作”工程，安排专项扶贫项目资金10.5亿元、实施项目6500个，深入推进浙东沿海和浙西山区结对帮扶。

　　山区县在发达县市热门区块有了产业园。2018年，在全省首个跨县域“飞地”抱团项目——平湖青田山海协作“飞地”产业园项目中，青田156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带着300亩土地指标和1.95亿元首期项目建设资金，在平湖最热门的区块、国家级平台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德国产业园建设“飞地”产业园，每年为青田156个村增收150万元。

　　到2007年底，“山海协作”让361个乡镇农民收入达到了4500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80%以上乡镇农民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区域性绝对贫困得到基本解决。

　　消除贫困县和乡镇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生存问题基本解决。浙江扶贫的下一块“硬骨头”在哪里？

　　低收入农户的“发展贫困”“能力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一些能力较弱、积累较少的低收入农户成为增收难度最大的群体，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全面推进低收入农户奔小康。为破解这一难题，浙江把扶贫对象下沉到户，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系统开展产业开发帮扶、培训就业帮扶、下山搬迁帮扶、基础设施帮扶、社会救助覆盖、区域协作促进、金融服务支持、社会援助关爱“八大行动”。

　　从此，浙江的扶贫对象进一步聚焦到人的全面发展上。从关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到关注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再到力争让每一个人成为发展成果的共享者，每一个阶段不断调整扶贫的目标和体系，贫困“包围圈”一步步缩小。

标准怎么定

不断拉高的扶贫“底线”

　　解决相对贫困，关键在于长效机制的建立。浙江正加快建立健全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

　　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基础。浙江把区域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民生水平等作为重要参数，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适时调整扶贫标准，逐步实现对扶贫对象的参数化、动态化精准管理。

　　“我省扶贫标准制定总体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一阶段为2000年以前，标准制定与全国同步;第二阶段为2000年以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浙江开始探索自主确定扶贫标准。

　　2003年，针对部分乡镇和农户基础不稳、水平偏低的情况，以2001年全国农民收入2366元作为扶贫标准；2008年，参照世界银行扶贫做法，我省确定农民收入2500元为贫困线，一些发达地区按4000元设定扶贫标准；2012年，国家制定2300元新标准后，全省设定4600元扶贫线的同时，发达地区按“不低于上年农民收入的45%和不少于当地农村户籍人口的10%”确定扶贫标准。

　　标准制定的办法，逐步从开始的一省一标准、一个标准管几年，不断优化为县级定标准、一年一调整。

　　2018年，考虑到区域发展的差异性，浙江以县为单位，以当地上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或上年度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为依据，确定低收入农户的识别标准。此外还参照低保水平最低县的标准，每年设定扶贫“托底线”，2018年、2019年分别为7200元和7600元，解决了平均数掩盖最低数的问题。

　　2019年，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一举打通扶贫相关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省内低收入农户20多类财产信息和73家商业银行存款的实时联网核对，同时建立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机制，实现应调尽调，应进尽进。

　　在精准识别扶贫对象上，浙江实现了从区域整体认定到单人单户精准认定，从主观判断到个人财产信息联网比对，从一次认定管几年到动态调整，从个人信息纸质人工管理到无纸智能管理的转变。

动能哪里寻

让大山从阻碍变成支点

　　行走在浙江乡村，活力澎湃。农民在家门口开农家乐、经营民宿、做来料加工，美丽乡村催生的美丽经济在浙江各地生动演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硕成果，是浙江解决相对贫困的重要指引。”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不仅培育了百姓增收致富的产业，而且激发广大农民创新创业热情，同时也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可以说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一个战场、两场战役的双赢。

　　路远，方显潜能。“两山夹一水，众壑闹飞流”，景宁当地人有句话：重重大山，不是阻隔，而是支点。

　　景宁通过创立“景宁600”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在海拔600米以上种养的特色农产品，搭建产销加一体化服务平台，帮助低收入人群增收，高山农业变身“海拔经济”。“景宁600”展销中心负责人苏承波介绍，他不仅建起300亩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还配套物流网络，对接了20余个村庄1000多农户，发展订单农业。2019年以来，“景宁600”通过“山海协作”进入上海等长三角地区，“飞柜经济”助力品牌销售额达到6.1亿元。

　　传统发展思路中的“穷山恶水”，转换思路后，山水风情正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中最珍贵的资源。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还转出了创业活力。扶贫要扶智，扶贫要扶志。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给扶贫注入持久动力，巩固好脱贫成果，确保脱贫人群不返贫。

　　莫干山下的仙潭村从空心村变成“凤还巢”的根据地。过去的仙潭村，由于交通不便、产业单一、设施落后，留不住人，年轻人大多选择了外出谋生。如今，越来越多在外打拼或者求学的年轻人选择了回乡创业，不仅是因为莫干山民宿业的蓬勃兴起，还因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和政府扶持政策的精准跟进，让仙潭村成了创业致富的乐园。

　　近年来，浙江通过健全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乡贤回农村、青年回农村的“两进两回”机制，深入推进“千企结千村”等行动，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振兴注入资源要素，形成了“百万能人创业带动千万民众就业”的生动景象。

　　浙江始终把村级作为带动低收入农户发展的前沿阵地、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的重要物质保障。我省各地积极探索资源开发、资产管理、资本经营、社区服务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的有效路子，生动诠释和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磐安乌石村，坐落在磐安县的大山深处，以前是浙江最贫困地区。经过几年大力发展旅游业，现在乌石村近一半农户开办农家乐，直接从业人员300多人，户均收入10万元以上，最高达到30多万元。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4年的3000元提高到2019年的6.7万元。

　　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浙江让农民、村集体直接经营，使他们成为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通过门票收入、停车收费、持股分红等给村民和村集体带来源源不断的稳定收入。

　　“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浙江的成功实践，为建立生态扶贫长效机制，解决相对贫困提供了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