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基层治理一要人够多，二怕人太多。

　　人不够，会应接不暇，导致治理的缺位；人太多，易尾大不掉，还容易导致管理的越位。

　　在余姚，基层治理的“量”与“质”正逐渐找到平衡——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充分打开，近3000个社会组织活跃在基层一线；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作为治理“大脑”高效运转，乡镇街道、市直部门、社会组织实现一体化协作；智能化则让治理更“聪明”……

　　基层治理在“多多益善”的同时，更应达到“精准施策”，余姚人形象地称此为“阿拉一起来”。那么，这种治理方式到底带来了哪些改变？

“触角”越来越多

变政府包揽为共同管理

　　一到余姚，记者就对当地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活跃度和深入度感到惊讶。

　　在这里，仅社区治理类的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备案的就有2852家，平均每个社区（村委会、居委会）近10家，另有千余名“两代表一委员”以及数万名群众活跃在一线，它们共同成为余姚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

　　“基层治理不能政府包揽一切，公共的事务最好共同管。”余姚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2018年，基层社会治理“阿拉一起来”正式提出，当地就一直致力于为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搭平台、理机制，创造更多参与条件。

　　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组织，成为余姚重点培育、引入的对象。

　　在余姚市中心地带，有一个占地1500平方米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2018年起，余姚每年投入百万元经费，为全市各类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水平提升、项目推介、协调合作等服务。同时，该中心还针对基层治理的新需求，每年孵化约30家社会组织。它们不仅可以免费使用办公场地、基本的办公设施，还可以获得个性化的辅导和培训。

　　“以前，我们也想参与一些治理的项目，苦于没有平台支持，很难被信任。”余姚市红盾社会服务中心是一家去年新孵化成功的社会组织，目前已承接该市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公益活动等多个项目。

　　红盾中心负责人说，当地社区矫正工作原本由基层司法人员负责，平均1名工作人员要管理近30名社区矫正人员，只能勉强完成“规定动作”。如今，除了红盾中心，还有心理援助协会、地方成人学校等10个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提供的帮教活动越来越灵活多样。

　　发生在余姚“两代表一委员”上的变化，则离不开“阿拉一起来”在机制上的创新。

　　“去年，群众还说我们关心的都是要上会讨论的大问题。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小事情也有解决渠道了。”余姚市人大代表陈娟芬前不久刚帮小曹娥镇群众办成了一件好事：给镇里的55个公交站点装了公交站亭，让群众候车时免受日晒雨淋之苦。

　　这件事从提出到落地，前后仅两个月不到，陈娟芬自己都感到意外。因为她以前主要通过人代会等人大系统的渠道反映民生问题，需要人大——政府——部门——乡镇之间的流转，时间相对较长，一般要半年左右。

　　转变始于今年，余姚进一步打通了代表委员们参与基层治理的通道。他们可以直接向乡镇反映问题，乡镇的基层治理指挥中心牵头落实，这使得很多问题实现了“一步到位”。

　　目前，余姚全市1341名“两代表一委员”已提出社会治理相关问题千余个，95%以上已得到解决。

　　“阿拉一起来”对群众也形成了强烈的吸引力。

　　“黄山西路有一辆私家车在路上扔垃圾，车牌号是……”余姚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大厅，大屏幕显示有一名司机举报前车司机车窗抛物。

　　“车窗抛物原来是一道治理难题，现在成了我们一个治理典型。”该指挥中心负责信息化工作的钱灿说，以往抓车窗抛物主要靠“电子警察”定点抓拍取证，无法实现全路段和全域覆盖，对拍不到的违章行为无可奈何。

　　余姚人换了个思路，鼓励车主上传行车记录仪拍到的不文明现象。举报线索被核实后，举报人可以获得积分奖励，用以兑换电话费、小礼品等。这让余姚一下子多出30多万个移动的“电子警察”，很多不文明现象随之减少。去年，群众上报车窗抛物186件，今年到8月底只有十数件。

“甩锅”越来越少 变边界模糊为权责分明

　　余姚市委政法委一份调查显示：2018年至2019年，该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重复件达3563件，占有效件总数的9.56%；而智慧城管系统平台上，未及时处理案件数有819件，占总数的1.2%……

　　余姚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诸剑军分析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因为缺乏统一有效的指挥，不能把各方力量“拢到一起”，致使应该办结的案事件不能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回复。

　　事实上，早在2017年余姚就建成了县、乡两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但它们尽管有实体，却没有足够的权威。”余姚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主任钱瑛说，指挥中心连指挥乡镇街道、市直部门都有些吃力，更别说去指挥协调那么多社会力量了。

　　而指挥中心权威不够，是因为缺乏明确的任务指派依据，尤其是面对复杂事件。

　　如很多专家分析所言，基层不少事件存在职权边界划分不清晰、不准确等客观情况。宁波及周边市县也曾发生过数起部门被指挥中心指派去“越界”执法的事。执法部门无一不成了被告，又无一不输掉官司。最后，面对分管部门职权边界不明确的事件，谁都不愿牵头去管。

　　在余姚，这一情况因为职责清单的制定终于发生明显改观。

　　去年，余姚首创部门职责分工裁决委员会，梳理确定首批城市管理责任清单17大类149项。住宅小区内破墙开门开窗、餐饮娱乐项目噪声扰民、露天垃圾焚烧等8项老大难问题经裁决，落实了牵头处理单位，并给予他们协调处理等必要的权限。

　　当时，曾有人担心这样确权定责会产生诸如随意指派、违背法治精神等的不合理、不公平。为此，裁决委员会在成员构成上做了详细安排，由市领导任组长，市府办、市纪委、市编委办和市法制办等负责人担任成员，同时在具体裁定中，也会广泛征求意见，并把最终裁定发文公布。

　　在朗霞街道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大厅，四五名工作人员正在点鼠标、敲键盘。他们如今可以协调当地十数个部门、百余个社会组织。

　　“现在的指令派出去不担心会被退回来了。”朗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鲁定峰至今记得，去年，群众举报有人在田里焚烧秸秆等垃圾。街道先后把任务指派给城管和环保两个部门，都被以不在执法范围之内为由退了回来，等街道自己派人去处理，事发地的秸秆已烧完了。今年，所有与露天焚烧相关事件明确由城管牵头处理，基本都被消除在萌芽阶段。

　　“以前搞跨乡镇联合执法，大把时间消耗在前期沟通，容易虎头蛇尾。现在有了统一协调，可以速战速决。”小曹娥镇政法委员许滨说，跨区域治理曾被基层干部视为难事，如今，全域内实现了有条理的一体化应对。

　　慈余高速泗门出口，地处3个乡镇交界，路上车水马龙，秩序井然。很难想象，这里占道经营的流动摊位曾绵延500米，环境脏乱不堪。很多司机随意停车购物，安全隐患极大。

　　各乡镇曾分别多次处理这一乱象。但每次他们一到，摊贩们会跑去另外的乡镇，没有跨界执法权限的执法队员只好望着那条看不到的“界线”兴叹，问题悬而未决半年多。

　　今年初，在市指挥中心协调指挥下，3个乡镇一同做好处置预案，同时出动执法力量，一周之内拔掉了这个隐患点。

“大脑”越来越灵 变事后应对为事前处置

　　如今，“阿拉一起来”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据统计，今年截至8月底，余姚全市刑事案件同比下降32.3%，民事案件立案同比下降18.86%，人民调解案件收案同比下降4.68%……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进一步提升，2019年达到98.32%，高于全省1.18个百分点。

　　今年3月，余姚还被选为宁波区域社会治理3个试点之一，为全市探路。

　　然而，余姚人觉得“阿拉一起来”的潜力还没有被激发出来，又在智能化方面做起了文章。

　　“阳明东路上有人跨门营业，请城管中队马上处理一下。现场视频已发至城市管理网上平台。”在余姚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记者看到这样一条指挥信息。但现场视频并不来自城管部门，而是共享自公安部门的“雪亮工程”系统。更特殊的是，这条信息并不是人工产生的，而是由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分析后发出。

　　协同治理加智能治理的潜力由此可见一斑。目前，余姚已共享“雪亮工程”相关视频5万余路，通过自主开发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实现24小时无间断监管，破解了原来要靠现场巡逻、群众举报等方式在时间、效率方面的局限。

　　“原来是一双眼睛两条腿，现在相当于有了千眼千手。”当地城管队员说，这让他们对跨门营业、违章停车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更加主动，处置也更高效。

　　眼下，依托智慧城市管理平台、12345群众举报热线等系统，余姚的城市大数据平台已经积累起14.6亿条数据，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每月上报的信息也稳定在3万条。“我们现在多的是汇聚，缺的是有效分析研判。”余姚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提升基层治理智能化能级，是一个大课题。

　　去年下半年至今，余姚一直在这一课题上下苦功，初步形成了一套动态预警机制，通过对不同渠道反映的事件交汇分析，发现有问题苗头马上协调处置。

　　今年4月，余姚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监测到余姚论坛、12345热线上有近百条关于美容美发卡退卡难的投诉，同比增长了近一倍。

　　余姚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协调商务、市场监管、教育、消协等单位，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各镇街网格员，对全市美容美发卡、健身卡、水果卡等预付式消费卡进行摸排后发现，受疫情影响，这类消费卡确实或多或少存在“爆雷”的隐患。相关部门马上介入处理，建立了该市预付卡登记备案制度，悄然化解了危机。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采访中，有乡镇干部这样形容“阿拉一起来”给他们工作带来的影响。不管是寻求法律的援助，还是呼叫人力支援，他们通过一部手机，就能够联系到全市范围内各种资源，遇到再复杂难办的事情也不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