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到嘉善报到，周五回苏州总部，跨省工作是常态。”在长三角，与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招商部副总经理隋晓刚一样过着“双城生活”的上班族不在少数。长三角地区地缘相近，资源禀赋互补，是我国科技创新合作活力最强、频率最高、交流最密切的地区之一。

　　8月30日，由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三省一市”科协和中共湖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七届长三角科技论坛在湖州长兴落下帷幕。论坛期间，来自三省一市的近30位“两院”院士和逾百名专家学者刮起一场“头脑风暴”。长三角区域如何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成为众多院士专家热议的焦点。

　　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集聚了全国1/5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共101家，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服务产业规模分别约占全国1/2和1/3；经济总量约占全国1/4，金融体系完备。在此基础上，加快构建产业创新共同体，补齐上游基础产业短板，形成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是长三角地区实现高水平科技供给的重要路径。

构建创新

共同体

　　在湖州市南太湖新区的特瑞思药业生产车间，培养液正顺着管道汩汩流入5000升的不锈钢生物反应器，等待着菌种的进一步催化和培养。接下来，用于治疗癌症的贝伐珠单抗药物将在这批菌种的支持下，开展三期临床试验。

　　特瑞思药业总裁、首席科学家吴幼玲说，企业通过生产技术改造，大大降低了药物生产成本，目前贝伐珠单抗药物每克成本仅需75美元，远低于国际同行。“在研发和工艺上，企业和上海的几家大型药企开展联合攻关，可有效实现优势互补。”吴幼玲说。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越来越多像特瑞思药业这样的高端医疗药物企业开始从跟踪制、专利引进向自主创新、同步开发转型。

　　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加快长三角地区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建设产业创新共同体，才能有效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说，工业基础是科技开发的落脚点。长三角拥有众多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新技术的需求更加迫切。科学研究应与技术开发融合，为长三角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打好工业基础。

　　磁性材料是一类基础性的功能材料，在现代社会中应用十分广泛。其中，长三角区域的软磁材料和永磁材料产量位列全国之首，这成为长三角区域科技产业发展的一大机遇。“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只有转化成实际产品才能创造社会价值，科学家需要积极帮助磁性材料生产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才能真正提升产品品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都有为说。都院士曾先后7次来到浙江诸暨磁性材料厂，帮助成立攻关小组，以“提高钡铁氧体磁能积研究”为突破口，把改造陈旧设备作为提高产品质量的关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该厂因为产品质量的提高而重新打开销路，半年盈利27万元，并有7种产品出口。

　　此外，不少院士专家提出，科技产业发展要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布局。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说，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引领区域，三省一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从省域产业来看，上海为长三角区域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中心，形成了浦东张江—周康等为核心的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基地；江苏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成长性最好、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已形成苏州、南京、泰州、连云港等一批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及生产基地；浙江形成了杭州、宁波为核心的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生产与研发聚集区；安徽形成了以合肥为核心的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生产基地。最近，浙江又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推进中国眼谷和中国基因药谷等生物医药项目建设。

　　“在这些差异化资源优势基础上，三省一市如能进一步开展人才、市场、成果转化等的联合互动，将对长三角地区大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李校堃院士说。这种产业布局思路同样可为长三角地区其他科技产业所借鉴。

掌握创新主动权

　　国内大循环发展经济，短板在上游产业。因此，要将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长三角“三省一市”需集合科技力量，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

　　智能化时代需要芯片作为基础。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都有为看来，自旋芯片将成为未来芯片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相比半导体芯片，自旋芯片具有非易失性、抗辐射性、高运算速度等诸多优点。原则上，自旋芯片可取代各类存储器的应用，成为未来的通用存储器。

　　“目前国内只有上海和浙江的两家公司准备将自旋芯片产业化，但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我们正在积极促成两家企业开展联合攻关。”都有为院士说，鉴于芯片技术高，投入大，不可能也不应当遍地开花，全国应集中人力与物力，重点支持1个至2个有条件的企业坚持研发生产，并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做出创新成果，形成自己的专利与知识产权。

　　从高功率X波段脉冲式电子顺磁共振谱仪等自主研发磁共振实验装备，到任意波形发生器、任意序列发生器等量子测控器件与系统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发团队正在不断挖掘量子科学技术的价值潜力，用以研制高端科学仪器。

　　“科学仪器的自主研制是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杜江峰说，目前我国在科研仪器研制领域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很多高端科学仪器仍依赖进口。这不仅成为我国每年科研固定资产投资负担，更为后续科研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不便。在这一方面，以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为代表的量子科学技术研究成为“解题”关键。

　　发展上游基础产业，源头是基础研究。在院士专家看来，在长三角地区积极营造符合科学精神的创新生态，加大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培育长期稳定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才队伍至关重要。基础研究的开展，要鼓励科研人员积极探索知识“无人区”。今后要激励一部分有天分的学者做好奇心驱动的标新立异的原创性研究，通过发散的基础研究开辟意想不到的技术途径。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做目标导向的研究，啃硬骨头，不但为国防，而且为骨干企业提供“杀手锏”技术。

　　同时，工具链和公共开发平台的打造，将为长三角基础研究的开展提供重要支撑。

　　“长三角能否联合建一个国家实验室？”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杨小牛说，长三角三省一市在科技领域有着各自的特色，如上海的人工智能技术，浙江的移动互联网，安徽的量子信息技术，江苏依托资金实验室开展的未来网络研究。“相比三省一市分头创建国家实验室，长三角区域汇聚各自优势研究领域资源，共同创建国家实验室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长三角国家实验室的建立，将为更多原始创新成果的产生提供土壤。”杨小牛院士说。

营造创新新生态

　　科技竞争本质上是体系的竞争，从体制机制优化入手，构建完善、可持续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才能进一步保障长三角地区长期稳定的高水平科技供给。

　　在院士专家看来，在长三角地区培养一个能成为主流应用的生态系统，需要在人力、财力上进行巨大的投入。这离不开顶层设计的统筹规划，要将培育自主可控的创新生态体系作为科技领域的头等大事，从人才体系、产业链衔接等多个维度发力。

　　人是科技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关键要素。专家认为，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内，打造一种均衡式、互补依赖式的人才结构，可大大提升科技供给的稳定性。

　　所谓互补依赖，既不是一种因为上海等地的人才虹吸效应导致的单边依赖结构，也不是以项目或任务为依托的独立式依赖结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优势互补结构。如江苏在制造业方面具有人才优势，但在链接制造和数字技术方面缺乏人才；浙江则在数字链接商业应用场景方面具有人才优势，二者可以形成高水平的互补依赖结构。

　　同时，积极推进人才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新，建立标准统一、规则一致、平台互联的人才雷达平台，最大限度地用足用好用活区域内各类人才。“当下，各地都在开展抢人‘大战’。但如果我们能在长三角区域做到一定程度上的‘人才共享’，做到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仅可缓解‘抢人’局面，也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才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杨玉良院士说，像科协设立的青年高层次人才协会、长三角助力创新联盟等，就能够把区域内的科学家们用某种方式联系起来，开展科技协同攻关，共同解决问题，以期实现“1+1+1+1>4”的效应，值得多领域推广。

　　纵观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已成趋势，培育科技引擎、打造全球科创中心，同样是长三角地区创新生态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学部副主任、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杜德斌建议，要着力培育科技“引擎”企业。“‘引擎’企业是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发动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出现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引擎’企业。我们应培养本土的‘引擎’企业，从播种、育苗开始，从小微企业抓起，给小微企业足够的生长空间，给民营企业更多阳光雨露。”杜德斌说。

　　“中国企业现在最缺乏的是竞争前的合作，树立企业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由政府发挥在企业竞争前研发合作的引导作用，才能让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真正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都有为院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