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收到我省女作家王英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作《母爱之殇》，格外欣喜。粗粗阅读一遍，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王英几十年创作生涯获得的这枚硕果，显示她在创作道路上的一次飞跃。她选择了一个特殊视角来开挖，展示了文学对抗日战争的书写深度。

　　“当我读到王英的《母爱之殇》时，还是大大吃了一惊，我没想到，她能找到这样一个角度，去观照侵华战争这场灾难带给中国人民的难以磨灭、也难以启齿的影响。她像是匍匐在地上小心地从铁丝网的缝隙中穿过，这个过程虽是艰难，但终于触摸到铁丝网外绿草葱葱的新地。” 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为这本书作序如此评价。

　　小说受到文学大咖贺绍俊如此赞誉，已足够分量，无需再唠叨。只是作为一个文友，与王英数十年的交往，还是有一些话要说。王英从一个业余作家起步，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她原是海盐医药公司的一名职员，从书写张元济的传记开始，逐步拓展到纪实文学、散文和中长篇小说等多个领域。如今她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了长篇小说《我与父亲的战争》、散文集《走不出家乡的海》《与你一起成长》、长篇传记文学《三毛之父——平民画家张乐平》等13部作品600余万字，获得了多个省市级文学大奖。

　　王英这部小说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没有夺城掠地的飞机大炮，没有撕咬搏斗的血肉喷溅，却有着抽丝剥茧的叙述，细针密线的描绘，深入骨髓的控诉。一个苦难的母亲，遭受封建夫权的迫害，已是痛苦不堪，苟且偷生；面对敌寇入侵的困境，为了抚养子女，她只能忍辱负重。整个故事一气呵成，从小说写下第一句话开始，却酝酿了14个年头。所以，我说这本小说是“一锅浓汤”，一口气读下去时不能不加快心跳。

　　血腥掳掠，奸淫烧杀，侵略者无恶不作。终于有一天，鬼子向这位母亲伸出了魔掌。母亲是一个农家妇女，随丈夫操作运货生意，成年累月盘旋在浪高风急的大海上，风雨无阻。鬼子兵被母亲的美貌吸引，闯进了船头欲行不轨，母亲当然不从，拼命搏斗。

　　作者在此埋下伏笔，这些带给母亲的伤害，更是影响几代人的心灵创伤。

　　王英何以用如此视角落墨这部作品？她在此书后记中说出了原委：“以这场旷日持久、可歌可泣的全民抗战为题材的作品已经不少，但就我个人审美情趣而言，我觉得这方面作品大都囿于一种固定思维模式，这并非不可，但不是我想要的表达方式。”“我等待重新修改这小说的过程，也是寻找的过程。”诚如一位名家所说：“发现一种表达真理的方式，比发现真理本身还困难。”她的寻找过程，就是贺绍俊说的“小心地从铁丝网的缝隙中穿过”的过程。王英书写的“母爱之殇”，无疑为抗战类作品在基本主题上开拓了空间，既有深刻性，又不落窠臼，有丰富的可读性。

　　王英花14年时间创作的这部作品，无法也没必要在此重述更多的细节，只能让读者在阅读中，去品尝“这锅浓汤”。我想说，“这锅浓汤”的烹制非一日之功，是长久蓄积的喷发。王英每出一本著作总不忘赠我一册，已有近十册之多，集起来有一摞了。作为一个从业报刊多年的编辑，看到交往的作者作品源源不断问世、频频获奖时，其心情每每会像自己出书一样高兴。我把这看成从事编辑工作的乐趣，心中洋溢着一种成就感、荣誉感。我接触和交往的作者当然非止王英一人。作者遍布四面八方，过去是我的稿件供应者，也可说是版面的“衣食父母”，没有他们供稿行将“断炊”；在衰朽之年还有这样一批知心的朋友，我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的巨大财富”，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心中总是暖洋洋的。

　　与王英的交往，还有一个插曲。她于1988年结缘浙江日报，那年经我手编发了她的《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一文。这是她的业余投稿，是我从众多来稿中筛选出来的。30多年过去，印象至今历历如昨。记得当时此文临要见报时，发生了一桩不算大、却有影响的事。当时她的文章署名是“王瑛”，而此时也有一个叫“王瑛”的作者，正因发生一件生活上的事受到舆论的关注或者抨击。虽然，同名同姓者多矣，但在这当口用王瑛的名字发表，难免有混淆之嫌，总有些尴尬。怎么办？我来不及征求意见，就“拦腰一刀”把“瑛”的偏旁王字砍掉，成了“王英”。擅作主张的这种改名，大概在我编辑生涯中也是头一遭。好在王英的宽容，不但不责怪反而接受了这个名字，从此成了她所有著作的署名，“王瑛”却似黄鹤一样飞逝。

　　说王英的这本新作想起这些往事，絮絮叨叨，有点岔开去了，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