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步入“十四五”时期，准确研判浙江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变量，精准把握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新抓手，是事关“十四五”浙江发展的重要课题。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该如何正确认识这些困难和挑战，“十四五”期间浙江该如何寻找新定位、新方向？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上，在由浙江日报与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的“提问十四五”系列高端智库沙龙之一—— “‘十四五’期间发展环境与浙江定位”活动中，来自政府、高校、经济界等各方面的10多位专家就此掀起了一场头脑风暴。

　　“十四五”，怎么看？怎么干？一起来听听浙江学界业界大咖的思考。

不利因素怎么看？

“大变局”更是“新变局”

　　我们正在经历的2020，究竟是怎样的一年？财经作家吴晓波钟爱用“激荡”两字来形容：2020年充满着这种戏剧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激荡感。

　　对于当下，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省咨询委学术委副主任刘亭认为，这个“大变局”更是“新变局”，最主要的因素有3个：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以及可能发生的“全面脱钩”和一定意义上的“新冷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且常态化，对传统发展格局带来巨大冲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科技和人才竞争趋于白热化。“这三个方面对于‘十四五’来说，带来的影响就是机遇和危难的极不确定性，危和机并存共生，关键是如何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不可否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的不利因素颇多。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认为，2017年，我省已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区间，“十四五”期间浙江将直面“高收入之墙”的挑战。

　　“通过将国际上近20个经济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与我省情形相比较，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十四五’期间突破‘高收入之墙’我省面临五大主要挑战：全要素生产率挑战、城镇化挑战、资源环境挑战、国际竞争力挑战和包容性增长挑战。”金雪军说，这需要我们立足区域特征，把发展机遇研判准，聚焦短板问题把困难挑战分析透，方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以全要素生产率挑战为例，过去，浙江依靠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集群生产”和以国际分工为特征的“全球生产”扩大竞争优势，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随着浙江经济水平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进行二次赶超需要转变赶超的基础结构和动力机制，这对浙江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美贸易摩擦，是很多专家的共同担忧。这几个月来，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处长陈志成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文件和报表，记录着他最近调研企业、统计数据、讨论决策的一系列成果。

　　“中美经贸摩擦已经从经贸领域向科技领域，甚至向安全领域扩散的趋势非常明显。随着这次疫情暴发，很多发达国家对供应链安全的关注度上升，过去哪里成本低就往哪里走，今后他们会把产业链布局在比较稳妥的东盟或周边国家，这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陈志成说。

　　“我们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十四五’是极其不确定的。”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郭占恒认为，当前不利环境的严峻性可能会超出想象。

有利因素是哪些？

不要低估中国发展的韧性

　　凡事有利就有弊，正如每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

　　今年GDP发展不再设置具体指标，经济增长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何时经济才能恢复正常？在业内有着不同的声音。

　　“我认为，经济恢复速度很可能会超出预期。”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明文彪说，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严重衰退后往往有超快速的反弹，经济恢复结果往往比大家想象的要好很多，所以“十四五”的目标可以审慎乐观一些。

　　对于这样的判断，明文彪有着自己的依据。他认为，面对全球产业链调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有着多方面的利好因素，比如正在等待开启的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可能加速回归的海外人才队伍。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已经让中国和世界看到它的强悍破坏力，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一次剧烈的震荡。但不得不说，这或许也是中国经济不得不反思、不得不转型升级的机会。

　　郭占恒看好后者。“我们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等于抢到了先发优势。抢占了先机，生产得以提前恢复，不然浙江怎么可能出口这么多防疫物资。”他说，疫情催生了很多新经济模式，比如隔离经济和非接触经济，这些或许会常态化，延伸出更多的经济形态。

　　经济的好与坏，有很多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标准，如进出口的多与少、股市的涨与跌、增速的快与慢等。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潘毅刚认为，还有一个词更适合形容中国经济：韧性。“不要低估中国发展的韧性。”潘毅刚说，中国拥有14亿人口，经济拥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这些奠定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基础。

　　比如最近抢得火热的消费券，杭州第一轮消费券就带动了12.46亿元的订单总额，撬动了消费潜能的持续释放。这也证明了，我国消费市场增长速度快、持续成长性好、带动能力强，这个基本面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发生改变。

　　对于未来趋势，潘毅刚认为，中长期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变，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趋势不会变。中国经济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建立了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中影响力越来越大。疫情结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经济，这离不开自由贸易，毕竟全球化是各国间的资源优化配置，这是一种潮流和趋势。

浙江定位在哪里？

将来是中国接轨世界的主阵地

　　立足世界，浙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曾经做过一个课题，研究结果表明2016年浙江正式进入经济发达阶段。从购买力评价指标来看，2019年的浙江，相当于1988年的日本和2005年的韩国，这是浙江经济发展阶段的定位。

　　与2008年相比，浙江与日本的差距从38年缩短到31年，和韩国的差距从31缩短到14年。“参照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浙江的经济增速也会从高速下降到4%到5%左右的水平，这是一种趋势。”徐剑锋说。

　　但也有例外。韩国经济进入经济发达阶段后，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原因在哪里？徐剑锋发现，韩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始终没有下降。“这给我们不少启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严防第二产业过快下降，实际上这几年浙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他说。较之新世纪以来已经执行的四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是最难的——难就难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大变局，而其中的不确定性又实在太多太多。

　　“以变应变，以变制变，这是浙江最明智的选择，在分析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基础上，必须明确我们所坚持的确定性何在。”刘亭认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浙江关键是要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做好，大道至简，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着力。

　　在生产力方面，要全力拥抱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2017年，我省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杭州则争创“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全省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并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和政府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其实已经占了一定程度的先机。

　　在生产关系方面，浙江要全面深化以民营经济和开放性经济为代表的、坚持市场化取向和制度型开放的改革。尤其是在民营经济方面，浙江一直是先行者。目前，民营经济创造了浙江63%的投资、66%的生产总值、72%的研发投入、73%的税收、78%的外贸出口、87%的就业岗位、91%的企业数量。

　　同样对民营经济看好的，还有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研究院院长兰建平。他认为，全球化仍然是未来发展的大势，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将来是中国接轨世界的主阵地，这也是作为“窗口”新定位的题中之意。

　　“十四五”高质量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兰建平说，在“十四五”期间，浙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具有明显竞争力的有一张网（网络和数字经济）、一件衣（轻纺工业）、一辆车（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和一桶油（民营绿色石化）。在这些产业的核心环节上，到底能不能占据整个产业链上的优势，这是极其重要的，我省目前正在积极培育与打造产业链竞争优势。

新起点上怎么干？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对于未来浙江的发展，专家们也提出了不少顶层设计的设想。

　　“我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定位，肯定是浙江‘十四五’规划中的中心词。”潘毅刚说，要打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入手：全球创新、世界级龙头企业、世界级城市群、“一带一路”枢纽、生态文明下的先进制造。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怎么提升创新能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浙江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心执行主任朱李鸣认为，创新不能成为一种口号，而是要真讲、真学、真干。“我理解的创新驱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创新，而是创新体系建设。”朱李鸣说，在创新体系中，除了企业创新、产业创新之外，还要有一些搞基础研究的国家级实验室，研究型大学、创投机构等，同时建立能够适应变化合理引导创新的创新型政府。比如杭州的城西科创走廊，朱李鸣就参与过规划调研。“城西科创走廊要做成什么，我的理解是它是一个创新的综合体，科技创新的特区，这个‘特’不仅仅是优惠政策、人才政策，更关键的是制度创新，提供最佳的创新环境。”朱李鸣说。

　　浙江还缺什么？经常跑去美国硅谷等地的浙江赛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陈斌说：“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研究，为什么这些地方的创新做得这么好，人才这么集聚，其实都离不开风险投资。”陈斌说，从阿里到腾讯和百度，90%以上新经济企业不是政府孵化出来的，而是风险投资投出来的。他说，美国有着全世界最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这是维持其不断创新的基础，这正是我们所欠缺的。浙江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建立全面的风险体系，这些都是“十四五”期间需要努力的方向。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这也成为了专家们讨论的焦点。

　　“浙江的外向型经济不能丢，我们不仅要内外循环，而且还要更加主动。”郭占恒认为，完全单一做外贸的企业，要开始学会两条腿走路，转一部分到内销，毕竟内销市场很大。同时，浙江企业要拿出当年“走出去”的劲头，加快抢占国际市场。刘亭也认为，浙江人长袖善舞，可以通过应变和创新，继续稳住外贸基本盘和份额，同时努力学会将国际国内两个大循环贯通起来，一网打尽。这也是一种全方位的技能。

　　在讨论中，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十四五”时期，外部环境可能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和挑战更多，浙江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