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形胜 南宋梦寻
本报记者 竺大文 黄慧仙 通讯员 彭先国
当马可·波罗抵达杭州时,这座当时还被称作临安的城市,让见多识广的他也惊叹不已。在那本著名的游记中,他写道:“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它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
有一种说法,当时临安仍在南宋的治下,尔后,很快被元军攻占。一场诡异的大火更将皇城化为灰烬。
经历了数个朝代的变迁,数百年的时光淘洗。这段遗落在钱塘江畔的繁华之梦,越发朦胧,似乎已经了无痕迹。
但在记忆深处,南宋皇城作为南宋临安城最重要的遗存,一直是江南人士最重要的“城市印记”。从凤凰山麓的皇城、德寿宫,到紫阳山下的太庙、御街等,南宋皇城也都留下了丰富的地下遗存。
对此,杜正贤比起常人有着更深的感悟。他先后主持过南宋太庙遗址、南宋临安府治遗址、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及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等的考古挖掘,项目多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数十年光阴,杜正贤与南宋、与临安,与皇城之间积下深厚的渊源。我们且随他沿着曾经的御街古道,深入凤凰山,一同开始探寻南宋皇城的隐秘。
一方石刻
凤凰山上寻皇城
“山上有一处写着‘皇宫墙’的石头,今天不妨先去找找。”杜正贤两手背在身后,脚步轻快,不时绕过铺就的石阶,踏踏林间泥地,颇有一番拜访故友的愉快神色。
我们是由宋城路入凤凰山的。车停在了凤凰山脚下的一处平地上,就此步行上山。杜正贤告诉我们,凤凰山麓这一带堪称杭州的风水宝地,自隋代开始便有文献记载。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钱唐郡置州,州治初设余杭,故名“杭州”。当时的府治所在就选了这里。
沿山道而行不久,道旁有一方铁皮围栏包裹下的考古工地,正是圣果寺遗址。此寺在文献中常被提及,是确定皇城方位的重要依据。眼前可见数个深浅不一的探方,其间埋藏的有关南宋的传奇与记忆,只能有待考古人员揭晓了。
上行十余步,则见一方巨岩,刻“凤山”二字,高约一米,右题“宋淳熙丁未春”,左题“洛王大通书”。西侧山岩又有西方三佛巨像崩坍后留下的残痕。像极高,约五米,杜正贤说,这些佛像如果仍在,应当是杭州最大的石佛雕像了。
然而,一行人一路已走至半山腰,却仍未见所寻“皇城墙”石刻。杜正贤打了几个电话,又盘桓山间许久,才终于在一处“野径”旁的山石上找到了竖写的“皇宫墙”三字。绿色的青苔衬着红色字体,掩映在幽深的林木间,古意盎然。
“五六年没来,没想到它在此处!”游步道的修建,附近考古工地和树木的变化,让这位老考古人也一时迷失。如此想来,现在距南宋将近千年,要拂去历史的迷雾,更谈何容易。
南宋皇城在凤凰山麓,被多种文献所记录。但其具体范围,仍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近20年,陆续挖掘到四周城墙的地基,才明确了皇城的范围。
“皇城三面环山,北面为万松岭,南城墙以如今的宋城路为界,西侧凤凰山山体作墙,东城墙则紧贴馒头山。北城墙和西城墙采用人工夯筑与自然山体相结合的建造方式,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构筑皇城防御设施。”杜正贤用几句话为我们勾勒出了南宋皇城的轮廓。
据相关史料记载及考古发现,整个南宋皇城面积约0.6平方公里,仅有北宋开封皇城的二分之一左右。但其布局却多有独特之处。以皇城选址来说,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一般都遵循“坐北朝南”、“左祖右社”的布局,即皇宫建在都城的北面,面向南方,以南门为正门,皇宫两侧左边为太庙,右侧为社坛;南宋皇城虽基本承袭了《周礼》“前朝后寝”的传统,却打破了古代皇城“坐北朝南”的布局,兴建“南内”,出现“北内”与“南内”并存的局面;同时,不同于古时都城讲究对称的习惯,南宋皇城并不存在一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形成了南宋临安城“南宫北市”的特殊城市布局,显然有别于一般皇城建筑规制。
杜正贤说,这块“皇城墙”石刻距离真实的城墙其实尚有一段距离,或为后世好事者所书,并无考古价值,以前他也并不在意。但如今他倒觉得,这里提供了一个俯瞰皇城旧址的不错观测点。
“听说东面山下就是以前的皇城。”当日寂静的空山,许久未闻人声,我们唯一遇见的是一位操着淮北口音的老伯刘师傅,老人的收音机里咿咿呀呀放着戏曲。
循着老人手指方向,穿透初夏苍翠的山林,跨越数百年的岁月长河,那座早已深埋地下的神秘皇城似又浮现眼前,红墙黛瓦、宫娥青纱穿梭其间……
一座官窑 老虎洞里读宋瓷
但一座皇城并不只是宫殿而已,其间的人物和传说,乃至各种物件,都会给之后的漫长时间留下更深的刻印。
我们接着地寻访,则是与一种当时内宫里珍贵的器具相遇。那就是让人惊羡的南宋官窑瓷。
1996年,一个偶然机会,杜正贤在杂草丛生的凤凰山东麓山涧溪水旁,发现了疑是南宋官窑的瓷片。这里离南宋皇城墙遗址不足百米。
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考古人员在这个被称为“老虎洞”窑址里共清理出24个瓷片坑,发现了南宋至元代三个时期的遗存,出土一大批完整的和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
宋代官窑由官府直接营建,分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才开始烧造,具体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设新窑,“置窑于修内司”。老虎洞的发现,让大多数研究者认定揭开了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神秘面纱。
我们在杭州博物馆见到了几尊泛着青色光泽的老虎洞出土瓷器。
宋代官窑瓷器主要为素面,胎色铁黑、釉色粉青,“紫口铁足”增添古朴典雅之美,官窑的器形除常见的盘、碟、洗等之外,仿商、周、秦、汉古铜器中的各式瓶、炉样式也很多。
老虎洞出土的瓷器多已破碎。“当年应该是因釉色不均而被砸碎的,砸的点八成在瓶口位置。”杜正贤手指一件由碎瓷片拼凑起来的修内司官窑玉壶春瓶说。
古时供给皇室的瓷器要求颇为严格,制成的器物只要略有瑕疵,既无法入贡,又不准流入市面,便只能毁掉。这却无意间将这些碎片保留给了我们。
从官窑玉壶春瓶到官窑夹层碗、官窑梅瓶……在杜正贤眼里,这里的每件瓷器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映射着南宋独特的审美。经历了唐代消亡、五代战乱,终于安定下来的宋人进入理性思考的时期。
南宋官窑无法复制北宋汝窑的天青色,就转而将粉青色作为最高的标准。这种色调别具一种轻盈、透明、温润的质感。一位研究者曾充满诗意地说,南宋把对北宋的追忆融合在了瓷器上。
宋人更偏爱天然雕饰、返璞归真的极简之美。家具、官窑、书籍都是这种审美的代表。虽然已逾近千年,这种风格却越来越唤起现代人的共鸣。
隔三差五,我们会听到宋代器物打破拍卖纪录的消息,故有“家财万贯,不及宋纸一张,宋瓷一片”之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院扬之水说,花、香、画、茶、瓷器,当然不是宋人的创造,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
更重要的是,这种审美是沉浸在日常生活里的。饮茶、读书、赏花……并非皇族的专利。因为日常,也流传得更久。
月照何年,花逢几世。皇城已然不再,其地表遗迹仅在万松岭路附近留下一段长约三四十米的北城墙,隐匿于荒草间,但那一方时空的文化艺术韵味却依然回味悠长。
一片街区
市井声中觅余脉
当日,我们下了凤凰山,一路往北,基本上沿着当时的御街行走,幽静感逐渐消失,很快便置身于人声鼎沸的市井之中。
这一带是之前的皇城根,有各部机关,有太庙,现在则可能是杭州保留最完善的老城区。太庙巷、大马弄,一路的小饭馆、药材店、熟食店、猪肉铺。时近中午,附近小区的居民不少驻足在摊位前买菜,来来往往,十分热闹。
“南宋时甚至就有繁华的夜市。”杜正贤说,如今在杭州,像武林夜市、吴山夜市、河坊街夜市等,我们觉得司空见惯,但在宋之前,城市管理非常严格,包括对市场的限制。
比如,唐代长安城市坊格局分明,“坊”是居住区,四周有围墙,有两门或四门供人进出。一般人不准凿墙开设私门,也不准朝着大街开设店铺;“市”是交易区,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散市。
到了宋时,临安城里已然废除坊市分割的规制,并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居民混杂毗邻,城市居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公元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更是完全取消,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
特别是到了节日,皇城内外更是一片热闹。杜正贤介绍说,南宋宫廷与民间一样,对年节十分重视。逢到元正、立春、元夕、中和、重九这些重要的节日,都要一整套的仪式。
元日、冬至两日要举行大朝会的仪式,称之为“元正”。皇帝先到福宁殿及圣堂上焚香,接着到天章阁祖宗神殿,行酌献礼。然后回到福宁殿,接受皇后、太子、皇子等拜贺。完毕后,到大庆殿御史台阁门,接受文武百僚们祝贺,奏太常雅乐,群臣十六拜,致辞上寿,枢密官代表皇上致答辞,赐酒宴,放鞭炮。午后,则要备办晚宴,并放烟火,赏灯。
“但南宋也有简朴的一面,皇城考古这么多年,我在这里没见过一片琉璃瓦。”杜正贤感叹说。这些可能与匆忙定都有关,皇室难有大兴土木之力,对于都城的建设采取“能省则省”的务实态度。
沿街行走,我们深感宋之一脉,不仅留存于诗书歌赋,更流转于寻常巷陌。就连在这片街区不时飘进耳朵的地道的杭州话,也能追溯到南宋之变。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二十六年 (1156年)这30年间,临安外籍居民数已超过了土著居民。南渡士民带来汴梁语为主的北宋京城“官话”,给原来的南方本地话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从那时起,杭州话的语音、词汇带上明显的北方色彩。
当然,就像这杭州话,又经历各朝的变迁,已经很难确定其中哪些口音来自宋人,我们也很难从这片地区清晰地分辨出皇城的遗迹,或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上直接寻觅到宋文化的痕迹。它们早就和这近千年的历史纠缠不已,化成了一杯深纳于文化中的陈酿。
如此看来,无论是中山南路上的太庙遗址公园和南宋遗址陈列馆,还是凤凰山脚路上的文化创意园,乃至这路边的一店一铺,无不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刻印着历史,连接着时空。